<b>梁高祖武皇帝 天监天监十七年
（戊戌 公元518年）
〔南朝〕[/gn]
〔南朝〕
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杨定为阴平王。
春季，正月甲子（初八），北魏封氐族酋长杨定为阴平王。
魏秦州羌反。
北魏秦州的羌人造反。
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秀虽与上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上益以此贤之。秀与弟始兴王憺尤相友爱，憺久为荆州刺史，常中分其禄以给秀，秀称心受之，亦不辞多也。
二月癸巳（初七），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然和梁武帝在贫贱时是兄弟，等到成为君臣关系之后，对梁武帝的谨慎小心、恭恭敬敬超过了朝中那些关系疏远、出身低贱的臣子，梁武帝也更因此而认为他贤良。萧秀和弟弟始兴王萧憺相互友爱，萧憺一直作荆州刺史，常常把他的俸禄给萧秀一半，萧秀满意地接受，也不认为给的太多而不受。
甲辰，大赦。
甲辰（十八日），梁朝大赦天下。
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龟。
己酉（二十三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龟。
魏东益州氐反。
北魏东益州的氐人造反。
魏主引见柔然使者，让之以藩礼不备，议依汉待匈奴故事，遣使报之。司农少卿张伦上表，以为：“太祖经启帝图，日有不暇，遂令竖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辕，未遑北伐。世宗述遵遗志，虏使之来，受而弗答。以为大明临御，国富兵强，抗敌之礼，何惮而为之，何求而行之！今虏虽慕德而来，亦欲观我强弱；若使王人衔命虏庭，与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获已，应为制诏，示以上下之仪，命宰臣致书，谕以归顺之道，观其从违，徐以恩威进退之，则王者之体正矣。岂可以戎狄兼并，而遽亏典礼乎！”不从。伦，白泽之子也。
北魏孝明帝召见柔然国的使者，责备他们没有尽到藩国的礼节，商议按汉朝对待匈奴的办法，派使者回复他们。司农少卿张伦上书，认为：“道武帝开辟国土，日理万机，无暇顾及，于是使社仑这小子在大漠之北割据一方。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内不安定，急着对付汉人而放松了对这些夷狄之族的辖制。孝文帝正应付南部的事，没来得及向北讨伐。宣武帝遵从先帝遗志，所以前次敌虏的使节来到，只接受他们的进见却不回复他们的求和之请。这是因为圣人当政，国富兵强，拒绝敌人的礼节，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他们有什么可求的呢？现在敌虏虽然仰慕德行前来进见，也是想看看我们是强是弱。如果让圣上的使者衔命去敌虏那里，与他们结成兄弟，恐怕不是祖宗的愿望。如果事情不能这样了结，也应当给他们下一道诏书，显示上下君臣间的礼仪，再命令宰相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归顺的办法，看他们是听还是不听，慢慢地或进而用恩，或退而用威，这才是王者应有的样子呀！怎能因为戎狄之间发生了吞并，就立刻亏损了礼节呢！”张伦的建议没被采纳。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三月，辛未，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卒。
三月辛未（十六日），北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去世。
魏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谕之。
北魏南秦州的氐人造反，朝廷派龙骧将军崔袭持符节去晓谕他们。
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卒，赠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号曰太上秦公，加九锡，葬以殊礼，赠襚仪卫，事极优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与国珍合葬，谓之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张普惠以为前世后父无称“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于人臣，诣阙上疏陈之，左右莫敢为通。会胡氏穿圹，下有磐石，乃密表，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今司徒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孔子称‘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也。伏愿停逼上之号，以邀廉光之福。”太后乃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议。王公皆希太后意，争诘难普惠；普惠应机辨析，无能屈者。太后使元叉宣令于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难言也。”
夏季，四月丁酉（十二日），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朝廷赠予他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等职，号为太上秦公，加九锡之赏，用隆重的礼仪安葬了他，赠赐衣服和仪仗卫士，丧事极端优厚。又把胡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迎来和胡国珍合葬，称作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称作“太上”的，“太上”的名字不能加在臣子身上。于是，就去朝殿上书陈述自己的看法，侍从们没人敢给他通报。正赶上为胡国珍挖墓穴时碰上了坚固的石头，于是张普惠秘密上表，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太上’这个词是从‘上’而产生的名称，皇太后称自己的命令为‘令’而置于皇上的‘敕’之下，是为了顺从‘三从’之道理，同于周武王时的文母以妇人而列入善于治理的十人之列。现在封司徒为‘太上’，恐怕会有违于置‘令’于‘敕’之下的道理。孔子说：‘一定要正名！’这一次出现了先兆，于是因墓穴浅而不得不改换地点，也许是天地神灵以此来劝诫、启发圣人。希望能停止使用与帝王一样的封号，来博取因谦让而带来荣耀的福份。”于是，胡太后就亲自来到胡国珍的住宅，召集五品以下的官员广泛讨论。王公大臣都顺从太后的心意，争相指责张普惠，张普惠随机分辩，没有人能说服他。胡太后派元义向张普惠宣布命令说：“朕所做的，是孝子的心意。你所说的，是忠臣的道理。众大臣已经有了定议，你不能这么狠心地剥夺朕的一片心意。以后有什么见解，不要因此而难于启齿。”
太后为太上君造寺，壮丽埒于永宁。
胡太后给太上君建造了寺庙，其雄伟华丽相当于永宁寺。
尚书奏复征民绵麻之税，张普惠上疏，以为：“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以爱民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于绢增税绵八两，于布增税麻十五觔，民以称尺所减，不啻绵麻，故鼓舞供调。自兹以降，所税绢布，浸复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在于幅广度长，遽罢绵麻。既而尚书以国用不足，复欲征敛。去天下之大信，弃己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三史。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臣共窃之也，何则？所输之物，或斤羡百铢，未闻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滥恶，则坐户主，连及三长。是以在库绢布，逾制者多，郡臣受俸，人求长阔厚重，无复准极，未闻以端幅有余还求输官者也。今欲复调绵麻，当先正称、尺，明立严禁，无得放溢，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太和之政复见于神龟矣。”
尚书奏请再向百姓收缴绵麻税，张普惠上书，认为：“道武帝废弃了大斗，去掉长尺，修改了重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因为军队、国家需要绵麻用品，因此在绢税中增收八两绵，在布税中增收十五斤麻，百姓因为校定秤尺而减交的赋税不止于绵麻两项，因此踊跃交纳。但是从这以后，所收缴的绢和布，又重新增长增宽，百姓抱怨之声，传遍朝廷内外。宰相不了解这个根本原因在于幅宽、度长，就罢免了绵麻税。接着尚书因为国家用度不够，又想重新征收。这样的作法无疑是丢掉百姓的信任，放弃已经实行的命令，继续从前的错误，又犯下今后的过失。不去想想国库中绵麻很多，却正在被众臣们盗为己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百姓交纳货物，有的一斤要多交一百铢，但没听说有关部门按法律惩处州郡官员；而质量稍微差一点，一家之主就被判罪，还株连地方三长。因此库中的绢布，超出规定尺寸的多，众大臣接受俸禄时，人人都愿要尺长幅宽、耐用结实的，再也没有什么发放的标准了，从没听说有谁因为尺幅多出而送回官府。现在如果要重新征收绵麻税，首先必须校准秤和尺子，明确规定严禁使用大秤大尺，不许放任，以使天下人知道二位圣人爱护百姓、尊重法律的心意是这样坚定，那么孝文帝太和年间的德政就又在陛下的神龟年间出现了。”
普惠又以魏主好游骋苑囿，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谏，以为：“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衍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修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收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也。伏愿淑慎威仪，为万邦作式，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礼，释奠成均，竭心千亩。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造者务令简约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复更为。则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节用爱人，法俗俱赖矣。”寻敕外议释奠之礼，又自是每月一陛见群臣，皆用普惠之言也。
张普惠又因为孝明帝喜爱在园苑中游猎玩乐，不亲自处理朝政，过分地尊崇佛法，把国事大多委派给有关部门，就上书恳切地劝诫他，认为：“做没有理智的死后的功德，损耗百姓巨大的财物，减少臣子们的俸禄，剥夺人力，亲自供奉无所事事的僧人，大肆修建寺庙宫殿，追求飘渺不实的回报，让入朝的大臣在外面叩头，这些僧人却在里面游玩，这是对礼教的违背，对时势的触犯，以致人神都不能安宁。我认为整天修行，来乞求不受劫难，不如让百姓把心思都放在奉养双亲上，以使天下和平，不产生灾害。希望圣上好好地珍视自己的威仪，为天下作出榜样，亲自向天地和祖先之灵献出虔诚的敬意，亲身参加朔望之礼，祭奠先圣先师，尽心耕种藉田，酌量撤掉那此不急需的僧庙的华丽之饰，恢复百官长久以来被削减了的俸禄，对已经开始建造的寺庙一定要简单节省，快快建成，没有建造的都不要再修建了。这样，圣上的孝悌可以通于神明，道德教化可以光耀天下。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法令风俗都依赖于此啊！”不久，北魏孝明帝下令商议供奉先师的礼节，并从此每月接见大臣们一次，这都是采纳了张普惠的劝谏的结果。
普惠复表论时政得失，太后与帝引普惠于宣光殿，随事诘难。
张普惠又上书评论时政得失，胡太后和孝明帝将张普惠接入宣光殿，以便他随时对时政提出批评。
临川王宏妾弟吴法寿杀人而匿于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免。
临川王萧宏的小妾的弟弟吴法寿杀人之后藏在萧宏府内，梁武帝命令萧宏交出他，当天就把吴法寿依法治罪。南司奏请免去萧宏官职，梁武帝在奏折上批示：“怜爱萧宏是兄弟的私情，免除萧宏的官职是帝王的法律，批准南司的奏请。”五月戊寅（二十四日），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被免职。
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愤，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有盗伏于骠骑航，待上夜出；上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上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不堪，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汉文帝，念汝愚耳！”宏顿首称无之；故因匿法寿免宏官。
萧宏自从兵败洛口之后，常常怀着羞愧、愤恨之恼，京城中每当发生了造反作乱，都打着萧宏的名号，因此多次被有关部门汇报，梁武帝宽恕了他。梁武帝临幸光宅寺，有强盗埋伏在萧宏府前以萧宏的官名命名的浮桥骠骑航上，等待梁武帝夜晚出来。梁武帝刚要出发，忽然心中一阵惊悸，于是便从另一座叫朱雀航的桥上过。事情暴露后，贼人口称是受萧宏指使，梁武帝哭着对萧宏说：“我的人品才能胜过你百倍，但是处在皇位上还感到力不从心，你能做什么？我不是不能如同汉文帝诛杀淮南王刘长那样把你杀掉，而是可怜你愚蠢啊！“萧宏叩头说没有这事，但是终于因为藏匿吴法寿被免了官。
宏奢僭过度，殖货无厌。库屋垂百间，在内堂之后，关籥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上于友爱甚厚，殊不悦。佗日，送盛馔与宏爱妾江氏曰：“当来就汝欢宴。”独携故人射声校尉丘佗卿往，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即呼舆径往堂后。宏恐上见其货贿，颜色怖惧。上意益疑之，于是屋屋检视，每钱百万为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为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上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紵蜡等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悦，谓曰：“阿六，汝生计大可！”乃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方更敦睦。
萧宏奢侈无度，暴敛无厌。他有库房将近一百间，位于内堂的后面，平时看守、防备非常严密，有人怀疑里面是兵器，便秘密上报了梁武帝。梁武帝对兄弟友爱看得很重，所以很不高兴。有一天，梁武帝送给萧宏的爱妾江氏丰盛的酒菜，并说：“我要来你家畅饮。”到时他只带了老部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去，和萧宏以及江氏开怀畅饮。半醉之后，梁武帝说：“我现在要去你的后房走走。”就坐轿一直来到后堂，萧宏恐怕武帝看到他的财物，脸色十分惊恐。于是梁武帝心中更加怀疑他了，便把每间房子都检查了一遍，发现萧宏把每一百万钱堆为一处，用黄色木片作为标志，每一千万钱存在一间库房之中，挂一个紫色标志，共有三十多间。梁武帝和兵佗卿屈指计算，算出共有三亿多万钱，其它的房间贮存着布、绢、丝、绵、漆、蜜、紵麻、蜡等杂贷，只见满库都是，不知有多少。梁武帝这才知道库里放的不是兵器，于是非常高兴，说：“阿六，你的生计真可以啊！”于是再行痛饮直到深夜，点着蜡烛回宫。从此兄弟俩才重归于好了。
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契，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上后知之，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始。
萧宏在京城里有数十处府第，他放债立债券时，总是让借债者把自己的田宅或店铺作为抵押写在文契之上，过了期，就把借债者驱赶走，从而夺取他们的住宅，京城和东土百姓不止一人失去产业。梁武帝后来知道了这事，下令不得再以债券侵夺欠债者的产业，这一规定就是从此而开始的。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昺，雅有风力，为上所重，军国大事皆与议决，以为安右将军，监扬州。昺自以越亲居扬州，涕泣恳让，上不许。在州尤称明断，符教严整。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昺，特别有风度，有骨气，被梁武帝所看重，因此军队、国家的大事都和他商量处理，让他作安右将军，监扬州。萧昺认为让自己驻守扬州不合适，扬州是京邑之地，应当由皇上的亲兄弟来镇守，而自己是皇上的堂弟，不能超越皇上兄弟之亲。因此便流着泪恳切地推辞，但梁武帝不许他推辞。萧昺治理扬州尤其称得上明察果断、政令严整。
辛巳，以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又以本号行司徒。
辛巳（二十七日），梁武帝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初一），又任命他以中军将军的官号兼司徒。
臣光曰：宏为将则覆三军，为臣则涉大逆，高祖贷其死罪可矣。数旬之间，还为三公，于兄弟之恩诚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臣司马光曰：萧宏作将领则覆没三军，作臣子则有大逆不道之涉，梁武帝饶恕他的死罪是可以的，但是几十天里，又重新让他位列王公，这从兄弟的恩情讲是非常诚厚的了，可是帝王的法度又在哪里呢？
初，洛阳有汉所立《三字石经》，虽屡经丧乱而初无损失。及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以建浮图精舍，遂大致颓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请遣官守视，命国子博士李郁等补其残缺，胡太后许之。会元叉、刘腾作乱，事遂寝。
当初，洛阳有汉朝立下的《三字石经》，虽然多次遭受战乱却并没有在当时受到损坏。到了北魏时期，冯熙、常伯夫先后任洛州刺史，破坏了石碑，将其用来修建佛塔寺庙，于是大部分碑文散落，剩下的堆在野草丛中，僧人、俗家人便随意拿走。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奏请朝廷派官吏去看守，并让国子博士李郁等人补上残缺的部分，胡太后同意了，但是正赶上元叉、刘腾谋反，于是事情便没有得到落实。
秋，七月，魏河州羌却铁忽反，自称水池王；诏以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以讨之。子恭至河州，严勒州郡及诸军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轻与贼战，然后示以威恩，使知悔惧。八月，铁忽等相帅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子恭，怀之子也。
秋季，七月，北魏河州的羌人却铁忽造反，自称为水池王。魏孝明帝下令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特使去讨伐他。源子恭来到河州，严格命令州郡以及各路军队，不许侵占百姓一件东西，也不许轻易同敌兵作战，然后向叛军示以威力和恩德，使他们有所悔恨、惧怕。八月，却铁忽等人来到源子恭处投降，前后不到二十天发邓平定了河州之乱。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魏宦者刘腾，手不解书，而多奸谋，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护之功，累迁至侍中、右光禄大夫，遂干预政事，纳赂为人求官，无不效者。河间王琛，简之子也，为定州刺史，以贪纵著名，及罢州还，太后诏曰：“琛在定州，唯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不致，何可更复叙用！”遂废于家。琛乃求为腾养息，赂腾金宝巨万计。腾为之言于太后，得兼都官尚书，出为秦州刺史，会腾疾笃，太后欲及其生而贵之。九月，癸未朔，以腾为卫将军，加仪同三司。
北魏宦官刘腾，不会写字，却很有奸计，善于揣摸别人的心意。胡太后因为他有保护自己的功劳，多次升迁他，直到当了侍中、右光禄大夫，于是他便开始干预政事，收取贿赂替人求官，行贿者没有达不到目的的。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作定州刺史，以贪婪放纵而闻名，他卸任回来之后，胡太后诏令说：“元琛在定州时，只没把中山宫带回来，其他没有不弄到手的，怎么可以再任用他！”于是就把他闲置在家中。元琛就请求刘腾，叙利亚了他的养子，贿赂了刘腾上万的金子珠宝。刘腾替他在太后那里说情，使他兼任了都官尚书，出京作了秦州刺史。恰在这时，刘腾病得很厉害，胡太后想在他活着时让他富贵，便于九月癸未朔（初一），让刘腾当了卫将军，并加封仪同三司。
魏胡太后以天文有变，欲以崇宪高太后当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礼葬于北邙，谥曰顺皇后。百官单衣邪巾送至墓所，事讫而除。
北魏胡太后因为天象有变化，便想让崇宪高太后承担凶兆。戊申（二十六日）夜间，高太后暴死；冬季，十月丁卯（十五日），用安葬尼姑的礼节将她安葬在北邙，谥号为顺皇后。百官们都没有穿着丧服而只是穿着单衣服，头上还都加有驱邪的符，送丧到墓地，丧事完毕之后，便改换了服装。
乙亥，以临川王宏为司徒。
乙亥（二十三日），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云与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经。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迁都，制城内唯听置僧尼寺各一，余皆置于城外；盖以道俗殊归，欲其净居尘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始违前禁，自是卷诏不行，私谒弥众，都城之中，寺逾五百，占夺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尘秽，连比杂居。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谋，冀州有大乘之变。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锱素殊途，盖亦以防微杜渐。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正以诱于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释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内戒所不容，国曲所共弃也。臣谓都城内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于郭外，僧不满五十者，并小从大；外州亦准此。”诏从之，然卒不能行。
北魏胡太后派使者宋云和僧人惠生到西城去求取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书说：“从前孝文帝迁都时，规定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尼寺庙各一座，其余的都放在城外。这主要是因为僧人和世人不同，想使他们清静地居住在尘世之外的原故。正始三年时，沙门统领惠深，开始违犯从前的禁令，从那以后诏令便不得实行，偷偷谒拜的人越来越多，都城里面，寺庙超过了五百座，将近三分之一的民房被侵占，以致寺庙与那些屠房、酒肆等污秽之地紧挨混杂在一块。从前代北有法秀谋反，冀州有过大乘叛乱。太和、景明年间的规定，不只是为了使僧俗分开，同时也为了防微杜渐，以免再出现僧人之乱。从前佛徒立寺传教，大多依傍山林而居，现在的僧人们却恋着城市，这正是因为他们被利欲诱惑，不能约束自己的结果，这是释氏的糟粕，佛祖的败类，为佛教戒律所不容，国家制度所难许。我认为凡是都城里没修好、可以搬迁的寺庙，应该都迁到城外去，不足五十个僧人的寺庙，统统合并到寺庙去，外地各州也按此办理。”然而，他的建议到底也没有准行。
是岁，魏太师雍等奏：“盐池天藏，资育群生，先朝为之禁限，亦非苟与细民争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民吝守，贫弱远来，邈然绝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什一之税，自古有之，所务者远近齐平，公私两宜耳。及甄琛启求罢禁，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请依先朝禁之为便。”诏从之。
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书说：“盐池是上天的宝藏，用来养育众生，前代都为此制定了一定的禁令，这并不是为了和百姓争利。但是由于人们都想通过盐池来获利，因此取用没有法度，或者被豪门贵戚封占，或者被临近的百姓独自把守，以致那些贫弱之人和远道而来的人都望池兴叹，不能获其利。因此就设置了一个主管部门，令其裁决、督察采盐事务，使强弱都一样，务必使大众都得到利益。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收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其目的是为了使远近平均，对公对私都有好处。等到甄琛启请解除了盐池禁令之后，盐池就被绕池而住的百姓尉保光等人擅自霸占起来，据说他们所立的限禁，加倍地超过了官府的限禁，取与由他们定，盐价贵贱由他们说。请求按前朝的做法对此加以限禁才好。”北魏孝明帝诏令采纳了这一建议。[/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