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齐世祖武皇帝　永明六年

（戊辰　公元488年）

春，正月，乙未，魏诏：“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

春季，正月，乙未（十五日），北魏下诏：“对犯有死罪的人，如果他的父母、祖父母年老，又无成年的子孙，身边也没有穿一年以上的丧服的亲属，可以奏报朝廷。”

初，皇子右卫将军子响出继豫章王嶷；嶷后有子，表留为世子。子响每入朝，以车服异于诸王，每拳击车壁。上闻之，诏车服与皇子同。于是有司奏子响宜还本。三月，己亥，立子响为巴东王。

最初，南齐皇子、右卫将军萧子响过继给他的叔父、豫章王萧嶷。后来，萧嶷有了儿子，就上疏请求留下萧子响作为世子。萧子响每次入朝时，他的车马衣服都跟其他亲王不一样，他动辄用拳头猛击车壁。武帝知道后，下诏令萧子响的车马衣服和其他皇子一样。为此，有关部门又奏陈萧子响应该恢复原来的宗属。三月，己亥（二十日），武帝立萧子响为巴东王。

角城戍将张蒲，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潜纳魏兵。戍主皇甫仲贤觉之，帅众拒战于门中，仅能却之。魏步骑三千余人已至堑外，淮阴军主王僧庆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

南齐角城守将张蒲借着天下大雾的机会，乘船到清水一带砍伐木柴，秘密同北魏边防士兵勾结，将北魏军队带进国境，守城主将皇甫仲贤发觉了这件事，率领部众在城门奋力抗击，仅仅能击退张蒲。北魏三千多名步兵、骑兵已经到达护城河外，淮阴军主王僧庆等人率大军前来救援，才迫使北魏大军撤退。

夏，四月，桓天生复引魏兵出据隔城，诏游击将军下邳曹虎督诸军讨之。辅国将军朱公恩将兵蹹伏，遇天生游军，与战，破之，遂进围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骑万余人来战，虎奋击，大破之，俘斩二千余人。明日，攻拔隔城，斩其襄城太守帛乌祝，复俘斩二千余人。天生弃平氏城走。

夏季，四月，叛民首领桓天生再次引导北魏大军出兵占据了隔城。武帝下诏命令游击将军下邳人曹虎统率各陆大军前去讨伐。此时，辅国将军朱公恩率军作敌前搜索，遇上了桓天生的游击部队，双方发生激战，朱公恩大败桓天生的部队，紧接着他就进军围攻隔城。桓天生引导一万多名北魏步、骑兵前来迎战，曹虎率军奋力抗击，结果大败北魏军队，俘虏、斩杀了二千多北魏士卒。第二天，曹虎率军又继续围攻，最后终于攻克，斩了北魏朝廷任命的襄城太守帛乌祝，再次俘虏，斩杀了二千多名北魏士卒，桓天生放弃平氏城逃走。

陈显达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将兵拒之。

陈显达进犯北魏。甲寅（初五），北魏朝廷派豫州刺史拓跋斤率领大军抗击陈显达。

甲子，魏大赦。

甲子（十五日），北魏实行大赦。

乙丑，魏主如灵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还宫。

乙丑（十六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丁卯（十八日），前往方山。己巳（二十日），返回宫中。

魏筑城于醴阳，陈显达攻拔之，进攻沘阳。城中将士皆欲出战，镇将韦珍曰：“彼初至气锐，未可与争，且共坚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后击之。”乃凭城拒战，旬有二日，珍夜开门掩击，显达还。

北魏在醴阳兴筑城池，陈显达攻克该城，乘胜进军沘阳。阳城里的将士们都要出来迎战，但镇将韦珍说：“他们刚刚到这里时士气旺盛，我们不可以和他们直接交锋，暂且一起在城里坚守城池，等到他们进攻得疲惫不堪时，再去攻击他们。”于是，韦珍率领将士们据守阳城进行抵抗，十二天后，韦珍率军借着黑夜的掩护，打开城门，突袭陈显达，陈显达撤退。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

五月，甲午（十五日），南齐任命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

秋，七月，己丑，魏主如灵泉池，遂如方山；己亥，还宫。

秋季，七月，己丑（十一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又前去方山。己亥（二十一日），返回宫中。

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讲武。

九月，壬寅（二十五日），武帝前往琅邪城讲习武事。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庙，始荐，闻之，为废祭，临视哀恸。

癸卯（二十六日），北魏淮南靖王拓跋佗去世。当时，孝文帝正在皇家祖庙祭祀，刚刚献上第一道祭品，就得到拓跋佗去世的报告，他当即就停止了祭祀仪式，亲自去拓跋佗遗体旁哀悼恸哭。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临太极殿读时令。

冬季，十月，庚申（十四日），立冬，南齐武帝第一次亲临太极殿，开始阅读历书。

闰月，辛酉，以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

闰十月，辛酉（十五日），南齐朝廷任命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

辛未，魏主如灵泉池；癸酉，还宫。

辛未（二十五日），孝文帝前往灵泉池。癸酉（二十七日），返回宫中。

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帅众三千以城附魏。

十二月，柔然汗国的伊吾守将高羔子率领三千名部属献出伊吾城池，归附北魏。

上以中外谷帛至贱，用尚书右丞江夏李珪之议，出上库钱五千万及出诸州钱，皆令籴买。

南齐武帝由于全国各地粮食和帛的价格太贱，就采纳了尚书右丞、江夏人李珪的建议，拿出国库库存的五千万钱和各州州库的现款，全部用来购买粮食。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并浦阳南北津、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可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上以其事下会稽，会稽行事吴郡顾宪之议以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税也，乃以风涛迅险，济急利物耳。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或禁遏佗道，或空税江行，案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甚；去之从丰，良田饥棘。〔〖胡三省注〗去之，当作去乏。〖按〗饥棘，饥荒贫瘠。棘，通“瘠”。〕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皇慈恤隐，振廪蠲调；而元懿幸灾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惧贻谴诘，必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禀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书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言盗公为损盖微，敛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盖谓便于公，宜于民也。窃见顷之言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来不便于公。名与实反，有乖政体。凡如此等，诚宜深察。”上纳之而止。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议说：“吴兴今年没有收成，会稽则是五谷丰登，所以，商贾们在这两地来来往往，比平常年份多了一倍。西陵牛埭的税收，朝廷规定是每天三千五百钱，但据我观察，该地每天的税收可以加倍。我请求，连带浦阳南北两个渡口、柳浦四个堤坝，交给我管理一年，那么，除了原来的税收外，我还可以另外再多缴四百多万钱。在西陵戍守地前检查税收，并不妨碍正常的戍守。剩下来的那三个牛马场，我自己选派可靠的人去负责。”武帝把这项建议交给会稽郡研究讨论，会稽行事吴郡人顾宪之认为：“最初设立牛埭的意思，并不是要强迫人民缴纳税务，而是因为江上风大浪急，危险很大，所以，为了救急和方便百姓才设立的。以后的负责官员并没有真正了解用意，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做得有成效，所以，有的切断了其他道路，只留下一个关口；有的则对那些往来江上而未装货物的船只也征税。考查吴兴的情况，这几年农业一直没有获得丰收，今年特别惨重，人们都纷纷逃走，到富有的地方去谋生，使良田荒废贫瘠。堤坝的负责官员却仍向他们收税，并按照标准，不肯少收一点儿。旧有的税收标准近来已经有人认为应该减少，这一建议还没有决定是否采纳执行，但是税收却又加倍增长起来，这将用什么办法呢？皇上恩慈，怜悯老百姓的痛苦，提出打开粮仓，赈济人民，免除人民的田赋和其他杂税。但是，杜元懿却以灾年为机会而增加财政收入，进一步加重人民的困苦。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他都会受到人们的痛恨！如果一旦按照他的建议去做，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他害怕朝廷的责罚、盘问，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向人民勒索，这样一来，就会为朝廷招来怨恨。杜元懿秉性苛薄尖刻，以前已经有明显的事实，如果再把一个地方交给他管理，那就好像是让狼去领导羔羊。而且，他打算推选可靠的人，也不过是一些戴着帽子的猛虎罢了。古书上说：‘与其有搜刮财产的臣子，不如有偷盗财产的臣子。’这是说，偷窃国家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要稍微小些，而搜刮民财所造成的伤害更大。我又认为，所谓方便适宜，是说对国家来说方便，对百姓来说适宜。我私下察看了一下近来所提出的所有有关方便适宜的建议，这些建议都不能提出在使老百姓尽力之外，还要利用天时，竭尽地利，大体上，这些建议都是眼前对百姓不合适，将来对朝廷也肯定是不利的。名与实是相对的，它违反施政的根本。大凡像以上这类事情，实在是应该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武帝采纳了顾宪之的建议，没有轻举妄动。

魏主访群臣以安民之术。秘书丞李彪上封事，以为：

孝文帝向文武百官们询问安定人民的办法。秘书丞李彪呈上密奏，认为：

“豪贵之家，奢僭过度，第宅车服，宜为之等制。又，国之兴亡，在冢嗣之善恶；冢嗣之善恶，在教谕之得失。高宗文成皇帝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日思之。岂唯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訢免冠谢。此近事之可鉴者也。臣谓宜准古立师傅之官，以训导太子。

“豪门富贵人家，奢侈挥霍没有限度。所以，对他们的住宅、车马和衣服，都应该制定一个标准进行管理。另外，一个国家是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亡，关键在于帝王承继人是善良还是酷恶，而继任者的善恶，又在于教育训导的得失。文成皇帝曾经对文武百官们说：‘朕从前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年龄还小，心还不能专一。等到后来登上帝位，亲自日理万机了，又没有多余的时间温习以前的功课了。今天想起来，岂能说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也是师傅管教得不严，不勤勉努力的结果。’当时，尚书李立刻脱下帽子，请求处分。这是不久前发生的事，值得借鉴。我认为，应该以古代方法为准绳，也设立师傅这一官职，让他们专门引导太子。

“又，汉置常平仓以救匮乏。去岁京师不稔，移民就丰，既废营生，困而后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曷若豫储仓粟，安而给之，岂不愈于驱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粟积之于仓，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绢，积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数年之中，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矣。

“另外，汉朝曾经在平时设置常平仓，遇到灾荒年月，就用仓中的粮食救济灾民。去年，京城农作物歉收，如果把老百姓都迁移到丰收富裕地区，这样既荒废了人民正常的生活劳作，又要面临艰难困苦、千里流离的困境，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且对于国家来说，损耗也很大。为什么不事先把粮食储存起来建立粮仓，安安稳稳地发放给灾民？这难道不比把老老少少驱赶到千里之外去乞讨糊口更好些吗？所以，朝廷应该在州郡正常的税收中抽出九分之二，将京城全年开支剩余的费用全部拿出来，分别建立管理机构，在丰收时买进粮食，全部储存在仓库里；遇上歉收年月，就可以加两分利卖给老百姓。这样一来，老百姓一定会努力种田，用以购买官府的绢帛；积蓄钱财，用来购买官府的粮食。丰收年月，就一直储存，等到灾年，就直接出售给老百姓。几年之内，我们就会储存大量的粮食，而且老百姓人人充足，即使是有什么灾荒，也不会造成多大灾难。

“又，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一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另外，应该在黄河以南七州人民之中，选拔有才能的人，征召到京城，按照中州官员任用的程序，按照他们的能力分别加以任用。这样做，第一，可以推广圣朝对新人、旧人平等对待，一视同仁的大义，第二，可以安抚长江、汉水一带归附于圣朝的人心。

“又，父子兄弟，异体同气；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于忧惧相连，固自然之恒理也。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车马衣冠，不变华饰；骨肉之恩，岂当然也！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所耻矣。

“另外，父子兄弟之间，虽然各有形体，但血缘却是相同的。对于犯罪的罪人进行惩处，问罪并不牵连他的亲人，这是皇上的隆厚恩德。至于说到他们之间同忧愁、共恐惧，这本来是自然而然、情理之中的事。也有些无情无义的人，父兄被囚禁狱中，他们的儿子、兄弟们的脸上竟没有一点儿悲哀愁惨的神色。有的儿子、兄弟逃避刑罚，他们的父亲、哥哥们的脸上竟也没有羞愧气愤的样子。他们只是若无其事地继续享受他们的荣华富贵，安于宴饮，自由自在地游逛，而且无论是骑坐的车马，还是穿的衣服、戴的帽子，仍然一如过去一样豪华奢侈，亲骨肉之间的恩情怎么能到了这种地步！我认为，父亲、哥哥犯了罪，应该让他们的儿子、弟弟穿白色衣服，袒露胸背，到皇宫门外请求处罚。儿子、弟弟犯罪入狱，也应该让他们的父亲、哥哥公开上书，引咎自责，请求解除他们所担任的官职，如果他们的职位确实重要，不适于批准辞职的，则不妨加以安慰，劝他们留任。只有这样做，才只可以督促那些庸俗薄情的人，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羞耻。

“又，朝臣遭亲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祀；鸣玉垂緌，同庆赐之燕。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凡遭大父母、父母丧者，皆听终服；若无其人，职业有旷者，则优旨慰喻，起令视事，但综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旅之警，墨缞从役，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魏主皆从之。由是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而民不困穷。

“另外，朝廷大臣遭到父母亲人去世的情况时，丧假一满，就得回来任职，同时，得照样穿绫罗绵段，乘坐豪华高大的车辆，跟随皇上去祭祀天地祖先，身佩宝玉，头垂帽穗，和其他官员一样去参加庆贺赏赐的宴请，这样做，实在是在伤害做儿子的孝道之心，违背了天地万物的根本自然的法则。我认为，大凡是遇上祖父母、父母去世的人，都应该允许他们守丧三年。如果没有他，该部门职务出现空缺、无法继续工作时，就应该下达安慰劝抚的诏书，让他任职工作，但也只是让他负责总的大方面事情，诸如支出与收入、奏报陈述而已，国家的吉庆大典，一律不让他参加。如果他身为军职，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那么他就应像古代晋国将帅一样穿上黑色丧服，跟随军队执行命令，这样做，虽然不合礼教，但情况急迫，也就应该这样做了。”对秘书丞李彪的建议，孝文帝全部接受。从此以后，北魏朝廷与老百姓个人的财力都充裕丰厚起来，虽然有时遇上水灾、旱灾，但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困苦、贫穷。

魏遣兵击百济，为百济所败。

北魏朝廷派人进攻百济王国，被百济王国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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