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颛顼，命南王重以司天[1]，北正黎以司地[2]。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3]，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4]。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5]。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从前颛顼(zhuān xū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6]，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7]，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8]，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9]，王卬于殷[10]。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专须)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11]，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12]。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13]，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14]，乃论六家之要指曰[15]：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kuǎi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16]。”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17]，直所从言之异路[18]，有省不省耳[19]，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20]，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21]，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22]；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23]。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24]，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5]，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26]，绌聪明[27]，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kuì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28]，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29]，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㧟愧)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卬(áng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30]。《六艺》经传以千万数[31]，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32]，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卬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33],茅茨不翦[34]，采椽不刮。食土簋[35]，啜土刑[36]，粝粱之食，藜藿之羹[37]。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38]。使天下法若此[39]，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40]。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41]，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42]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43]，虽百家弗能改也。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名家苛察缴绕[44]，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45]，参伍不失[46]，此不可不察也。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47]，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48]。无成势[49]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50]，故能为万物主[51]。有法无法，因时为业[52]；有度无度，因物与合[53]。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54]。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55]，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56]。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57]，复反无名[58]。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59]。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60]；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61]，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62]；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63]，还报命[64]。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65]，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66]，故发愤且卒[67]。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68]。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69]。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70]，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71]。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72]，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73]，弗敢阙[74]。”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公，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75]。五年而当太初元年[76]，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77]，建于明堂[78]，诸神受纪[79]。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80]：‘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81]？’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82]。”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83]：‘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84]。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85]，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86]’。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87]，下辨人事之纪[88]，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89]，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90]；《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91]，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92]，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93]。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94]。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95]。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96]，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97]，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98]，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99]，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100]。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101]，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102]，封禅，改正朔[103]，易服色，受命于穆清[104]，泽流罔极[105]，海外殊俗，重译款塞[106]，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107]，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神皆受瑞纪。
于是论次其文[108]。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109]，幽于缧绁[110]。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111]：“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112]。昔西伯拘羑里[113]，演《周易》；孔子厄陈蔡[114]，作《春秋》；屈原放逐[115]，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116]；孙子膑脚[117]，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118]；韩非囚秦，《说难》《孤愤》[119]；《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120]，自黄帝始。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121]，各成法度；唐尧逊位[122]，虞舜不台[123]；厥美帝功[124]，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君不象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象臣就会被诛杀，父不象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象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125]，光唐虞际，德流苗裔[126]；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维契作商[127]，爰乃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128]，诸侯不享[129]。作《殷本纪》第三。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130]，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131]，洛邑不祀[132]。作《周本纪》第四。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始自黄帝。
维秦之先[133]，伯翳佐禹[134]；穆公思义，悼豪之旅[135]；以人为殉，诗歌《黄鸟》[136]；昭襄业帝[137]。作《秦本纪》第五。
从前黄帝以天为法，以地为则，颛顼、帝喾、尧、舜四位圣明帝王先后相继，各建成一定法度；唐尧让位于虞舜，虞舜因觉自己不能胜其任而不悦；这些帝王的美德丰功，万世流传。作《五帝本纪》第一。
始皇即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138]，维偃干革[139]，尊号称帝，矜武任力[140]；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大禹治水之功，九州同享其成，光耀唐虞之际，恩德流传后世；夏桀荒淫骄横，于是被放逐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141]；杀庆救赵[142]，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契建立商国，传到成汤；太甲被放逐居桐地改过反善，阿衡功德隆盛；武丁得有傅说辅佐，才被称为高宗；帝辛沉湎无道，诸侯不再进贡。作《殷本纪》第三。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弃发明种谷，西伯姬昌时功德隆盛；武王在牧野伐纣，安抚天下百姓；幽王、厉王昏暴淫乱，丧失了丰、镐二京；王室衰败直至赧王，洛邑断绝了周室宗庙的祭祀。作《周本纪》第四。
惠之早霣[143]，诸吕不台；崇强禄、产[144]，诸侯谋之；杀隐幽友[145]，大臣洞疑[146]，遂及宗祸[147]。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秦的祖先伯翳，曾经辅佐大禹；秦穆公思及君义，祭悼秦国在殽战死的将士；穆公死后以活人殉葬，《黄鸟》一诗诉其哀伤；昭襄王开创了帝业。作《秦本纪》第五。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148]，迎王践祚[149]，天下归心；蠲除肉刑[150]，开通关梁[151]，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秦始皇即位，兼并了六国，销毁兵器，铸为钟鐻，希望干戈止息，尊号称为皇帝，耀武扬威，专凭暴力，秦二世承受国运，子婴投降做了俘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152]，京师行诛，七国伏辜[153]，天下翕然[154]，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秦朝丧失王道，豪杰并起造反；项梁开创反秦大业，项羽接续；项羽杀了庆子冠军宋义，解救了赵国，诸侯拥立他；可他诛杀子婴，背弃义帝怀王，天下都责难他。作《项羽本纪》第七。
汉兴五世[155]，隆在建元[156]，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157]。
项羽残酷暴虐，汉王建功施德；发愤于蜀、汉，率军北还平定三秦；诛灭项羽建立帝业，天下安定，又改革制度，更易风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维三代尚矣[158]，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159]，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惠帝早逝，诸吕用事使百姓不悦；吕后提高吕禄、吕产的地位，加强他们的权力，诸侯图谋剪除他们；吕后杀害赵隐王，又囚杀赵幽王刘友，朝中大臣疑惧，终于导致吕氏宗族覆灭之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160]；而谱牒经略[161]，五霸更盛衰[162]，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汉朝初建，惠帝死后帝位继承人不明，众臣迎立代王刘恒即位，天下心服；文帝废除肉刑，开通水陆要道，博施恩惠，死后被称为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春秋之后，陪臣秉改[163]，强国相王[164]；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诸侯王骄横放肆，吴王率先叛乱，朝廷派兵讨伐，叛乱七国先后伏罪，天下安定，太平富裕。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165]，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朝兴建五世，兴隆盛世在建元年间，天子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行封禅，修订历法，改变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汉兴已业，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166]，强弱之原云以世。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夏、商、周三代太久远了，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大致取之于传世的谱牒旧闻，以此为据，进而大略地推断，作《三代世表》第一。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167]，剖符而爵[168]，泽流苗裔，忘其昭穆[169]，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幽王、厉王之后，周朝王室衰落，诸侯各自为政，《春秋》有些未作记载；而谱牒只记概要，五霸又交替盛衰，为考察周朝各诸侯国的先后关系，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170]，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春秋以后，陪臣执政，强国之君竞相称王，及至秦王嬴政，终于吞并各国，铲除封地，独享尊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171]。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秦帝暴虐，楚人陈胜发难，项氏又自乱反秦阵营，汉王于是仗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易其主，事变繁多，所以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诸侯既强，七国为从[172]；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173]，其势销弱[174]，德归京师[175]。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176]。
汉朝兴建以来，直到太初一百年间，诸侯废立分削的情况，谱录记载不明，主管的官员也无法接着记下去，但可据其世系推知其强弱的原由。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177]，不贤者彰其事[178]。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高祖始取天下，辅佐他创业的功臣，都得剖符封爵，恩泽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有的忘其亲疏远近，分不出辈分，也有的竟至杀身亡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179]，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180]，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181]，略协古今之变[182]。作《礼书》第一。
惠帝、景帝年间，增封功臣宗属爵位和食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183]，则已好郑卫之音[184]，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185]。比《乐书》以述来古[186]，作《乐书》第二。
北面攻打强悍的匈奴，南面诛讨强劲的越人，征伐四方蛮夷，不少人以武功封侯。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非兵不强[187]，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188]，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189]，极人变[190]。作《律书》第三。
诸侯国日渐强大，吴楚等七国南北连成一片，诸侯王子弟众多，没有爵位封邑，朝廷下令推行恩义，分封诸侯王子弟为侯，致使王国势力日益削弱，而德义却归于朝廷。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191]。五家之文怫异[192]，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国家的贤相良将，是民众的表率。曾看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对贤者则记其治绩，对不贤者则明其劣迹。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星气之书，多杂禨祥[193]，不经[194]；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195]，验于轨度以次[196]，作《天官书》第五。
夏、商、周三代之礼，各有所增减而不同，但总地来看，其要领都在于使礼切近人的情性，通于王道，所以礼根据人的质朴本性而制成，减掉了那些繁文缛节，大体顺应了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197]。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198]，作《封禅书》第六。
乐是用来移风易俗的。自《雅》《颂》之声兴起，人们就已经喜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由来已久了。被人情所感发，那远方异俗之人就会归附。仿照已有《乐书》来论述自古以来音乐的兴衰，作《乐书》第二。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199]，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没有军队国家就不会强大，没有德政国家就不会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以明于此而兴，夏桀、商纣、秦二世以昧于此而亡，怎么可以对此不慎重呢？《司马法》产生已很久了，姜太公、孙武、吴起、王子成甫能继承并有所发明，切合近世情况，极尽人事之变。作《律书》第三。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200]，争于机利，去本趋末[201]。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乐律处于阴而治阳，历法处于阳而治阴，律历交替相治，其间不容许丝毫差错。原有五家的历书相互悖逆不同，只有太初元年所论历法为是。作《历书》第四。
太伯避历[202]，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梦[203]；夫差克齐，子胥鸱夷[204]；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星气之书，杂有许多求福去灾、预兆吉凶的内容，荒诞不经；推究其文辞，考察其应验，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待到武帝召集专人研讨此事，并依次用轨度加以验证。作《天官书》第五。
申、吕肖矣[205]，尚父侧微[206]，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207]；番番黄发[208]，爰飨营丘[209]。不背柯盟[210]，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田阚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承受天命做了帝王，封禅这样的符瑞之事不可轻易举行，如果举行，那一切神灵没有不受祭祀的。追溯祭祀名山大川诸神之礼，作《封禅书》第六。
依之违之，周公绥之[211]；愤发文德，天下和之[212]；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争强[213]，鲁乃不昌。嘉旦《金縢》[214]，作《周公世家》第三[215]。
大禹疏通河川，九川得以安宁；及至建立宣防宫之时，河道沟渠更被疏浚。作《河渠书》第七。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216]，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易)〔哙〕之禅[217]，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218]，作《燕世家》第四。
钱币的流通，是为沟通农商；其弊端竟发展到玩弄智巧，兼并发财，争相投机牟利，舍本逐末，去农经商。作《平准书》来考察事情的变化发展，这是第八。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及旦摄政，二叔不飨[219]；杀鲜放度[220]，周公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太伯为让季历继位，避居江南蛮夷之地，文王、武王才得以振兴周邦，发展了古公亶父的王业。阖闾杀了吴王僚，夺取王位，降服楚国；夫差战胜齐国，逼杀伍子胥以革囊盛其尸；听信伯嚭(pǐ，痞)的话亲善越国，最终被越国所灭。为赞许太伯让位的美德，作《吴世家》第一。
王后不绝，禹舜是说[221]：维德休明[222]，苗裔蒙烈[223]。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224]。齐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陈杞世家》第六。
申、吕两国衰弱，尚父微贱坎坷，终于投归西伯，为文王、武王之师；他的功劳为群臣之首，长于暗中设计权谋；头发斑白，受封于齐，建都营丘，成为齐国始祖。齐桓公不背弃与鲁国在柯地所订盟约，事业由此昌盛，多次会合诸侯，霸功显赫。田恒与阚止争宠，姜姓齐国于是瓦解灭亡。为赞美尚父的宏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收殷余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225]，《酒》《材》是告[226]，及朔之生，卫顷不宁；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227]。周德卑微，战国既强，卫以小弱，角独后亡。嘉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228]。
诸侯和部属对周无论是依顺的，还是违抗的，周公都安抚他们；他努力宣扬文德，天下都响应随和；辅佐保护成王，诸侯以周天子为天下宗主。隐公、桓公之际却屡屡发生悖德非礼之事，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三桓争强，鲁国国运不昌。赞美周公旦的《金滕》策文，作《周公世家》第三。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伤于泓[229]，君子孰称。景公谦德，熒惑退行[230]。剔成暴虐，宋乃灭亡。嘉微子问太师[231]，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战胜商纣，天下尚未协洽他便驾崩。成王年幼，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位，淮夷也起兵叛乱，于是召(shà，绍)公以其高德率先支持周公，使王室团结安定，保证了周公东征的胜利，使东方得以安宁。燕王哙的禅位，才造成了祸乱。赞赏《甘棠》诗篇，作《燕世家》第四。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讥名[232]，卒灭武公[233]。骊姬之爱，乱者五世[234]；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专权[235]，晋国以秏[236]。嘉文公锡珪鬯[237]，作《晋世家》第九。
管蔡二叔辅佐武庚，想要安定商朝旧地；周公旦摄政，二叔不服，周公便杀死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周公盟誓忠于成王，太任生育十个儿子，周室以宗族繁盛而强大。表彰蔡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238]。周用熊绎，熊渠是继。庄王之贤，乃复国陈[239]；既赦郑伯，班师华元[240]。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先王后代延继不绝，舜、禹为此而感到高兴；他们功德美好清明，后代得以承其功业。百世享受祭祀，到了周时，封有陈国、杞国，后被楚国灭掉。齐田氏又使之兴起，舜是位多么了不起的人啊！作《陈杞世家》第六。
少康之子，实宾南海[241]，文身断发，鼋与处[242]，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践困彼[243]，乃用种、蠡[244]。嘉句践夷蛮能脩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赵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收纳殷的遗民，康叔始封邑。周公用商朝乱德亡国的教训申饬他，写了《酒诰》《梓材》等辞来告诫他。到卫公子朔出生，卫国开始倾危不宁；南子憎恶蒯聩，造成儿子和父亲名分颠倒。周朝统治日益衰微，各诸侯国日益强大，卫国因为弱小，国君角反而后亡。赞美《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桓公之东[245]，太史是庸[246]。及侵周禾，王人是议。祭仲要盟[247]，郑久不昌。子产之仁，绍世称贤[248]。三晋侵伐，郑纳于韩。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可叹啊，箕子！可叹啊，箕子！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被迫害装疯为奴。武庚死后，周朝封微子于宋。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受伤，又有哪位君子称道？景公有自谦爱民之德，荧惑为之退行。剔成暴虐无道，宋国因而灭亡。赞美微子请教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维骥騄耳[249]，乃章造父[250]。赵夙事献，衰续厥绪。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251]。主父生缚[252]，饿死探爵[253]。王迁辟淫，良将是斥。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武王去世后，叔虞封邑于唐。君子讥讽晋穆公为儿子取名之事，武公终于灭而代之。献公宠爱骊姬，造成五世之乱；重耳不得志，却能威霸诸侯。六卿专权，晋国衰亡。赞美文公因功得天子珪鬯(chàng，唱)，作《晋世家》第九。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及绛戮干[254]；戎翟和之[255]。文侯慕义，子夏师之。惠王自矜，齐秦功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256]。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重黎创业，吴国继承；殷朝末年，有简札记述鬻子为楚国始祖。周成王任用熊绎封为楚子，熊渠继承先世之业。楚庄王贤明，又恢复陈国。赦免了郑伯之罪，又因华元之言而班师回国。怀王客死于秦，子兰归咎屈原，楚君喜阿谀信谗言，终于被秦所吞并。赞美庄王的德义，作《楚世家》第十。
韩厥阴德[257]。赵武攸兴；绍绝立废，晋人宗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袭之。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少康之子远弃南海，纹身断发，与鼋鬻相处，守在封山禺山，事奉大禹的祭祀。勾践受到夫差的困辱，于是信用文种、范蠡。赞美勾践身在夷蛮能修其德，消灭强大吴国以尊奉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完子避难，适齐为援，阴施五世，齐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为侯。王建动心，乃迁于共。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桓公东迁，信用太史之言。庄公派兵侵犯周土，割取庄稼，受到周王臣民的非议。祭(zhài，债)仲被宋胁迫结盟，郑国长期不得昌兴。子产的仁政，后世称道贤明。三晋侵犯征伐，郑终被韩吞并。赞美郑厉公接纳周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脩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258]，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骥耳骏马使造父彰名。赵夙事奉晋献公，赵衰(cuī，崔)继承他的事业，辅佐晋文公尊奉国王，终于成为晋国辅臣。赵襄子被困辱，却擒捉了智伯。主父遭臣子围困，掏雀充饥活活饿死。赵王迁邪僻淫乱，贬斥迫害良将。表彰赵鞅子讨平周王室之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毕万在魏封爵，卜官预知其后代必昌盛。及至魏绛羞辱杨干，负罪完成与戎翟(dí，敌)媾和之命。文侯仰慕仁义，拜子夏为师。惠王骄傲自大，受到齐国秦国的攻打。安釐王怀疑信陵君，因而诸侯疏远魏国。魏终于被秦所灭，魏王假做了厮养卒。赞美魏武子佐助晋文公创立霸业，作《魏世家》第十四。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诎意适代[259]，厥崇诸窦[260]。栗姬贵[261]，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韩阙善积阴德，赵武才得兴立。使灭国者重新振起，使废弃者得以再立，晋人尊崇他。韩昭侯在诸侯中地位显要，重用申不害。韩王怀疑韩非而不信用，秦攻袭韩。赞赏韩厥辅佐晋君，匡正周王室的兵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汉既谲谋[262]，禽信于陈；越荆剽轻[263]，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戊溺于邪，礼复绍之。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完子避难，出奔到齐国请求援助，田氏暗施恩惠于民相继五世，齐人歌颂他。田成子夺得齐国政权，田和成为诸侯。齐王建被奸计说动，使齐迁于共。赞赏齐威王、齐宣王能冲破污浊之世而独尊崇周天子，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维祖师旅[264]，刘贾是兴；为布所袭，丧其荆、吴。营陵激吕[265]，乃王琅邪；怵午信齐[266]，往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天下未集[267]，贾、泽以族[268]，为汉藩辅。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周王室已经衰落，诸侯恣意而行。孔子伤感礼乐崩废，因而追研经术，以重建王道，匡正乱世，使之返于正道，观其著述，为天下制定礼仪法度。留下《六艺》纲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269]，实镇东土。哀王擅兴[270]，发怒诸吕[271]，驷钧暴戾，京师弗许。厉之内淫[272]，祸成主父[273]。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桀、纣丧失王道而汤、武兴起，周失其王道而《春秋》一书问世。秦失其为政之道，陈涉发起反秦义举，诸侯相继造反，风起云涌，终于灭掉秦国。天下亡秦之端，始于陈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楚人围我荥阳[274]，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275]，推计踵兵[276]，给粮食不绝[277]，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成皋台是薄氏的肇基之地。窦太后被迫到了代国，才使窦氏家族得以富贵。栗姬依仗地位尊贵而自骄于人，王氏才得以顺达显贵。陈皇后过于娇贵，终于使子夫受到尊宠。赞美卫子夫德行如此之好，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278]，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汉高祖设诡计在陈擒拿韩信；越、楚之民慓悍轻捷，于是封其弟刘交作了楚王，建都彭城，以加强淮、泗地区的统治，成为汉王朝的宗属国。楚王刘戊溺于邪僻合谋反叛，刘礼又被封为楚王继承王业。赞赏刘交辅佐高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运筹帷幄之中[279]，制胜于无形[280]，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281]，图难于易，为大于细[282]。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高祖率军反秦，刘贾加入其行列，后被英布攻袭，丧失了他的荆、吴之地。营陵侯使人游说感动吕后，被封为琅琊王；被祝午诱骗轻信齐王，前往齐国不得归返，用计离齐，西入关中，又遇到迎立孝文帝的事，获封燕王。当天下未安定之时，刘贾、刘泽以高祖同族兄弟身份，成为其藩属。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283]；吕氏之事[284]，平为本谋[285]，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天下平定后，高祖亲属已不多。齐悼惠王先长大成人，镇守东部国土。齐哀王擅自出兵是因为对诸吕用事感到愤怒；驷钧粗暴乖戾，朝廷不准立其为帝。厉王亲属内部淫乱，杀身之祸成于主父偃之手。表彰悼惠王刘肥为辅佐天子的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诸吕为从[286]，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287]；吴楚之兵[288]，亚夫驻于昌邑，以厄齐赵[289]，而出委以梁[290]。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楚霸王围汉于荥阳，相持三年；萧何镇抚山西，计算人口输送兵员，粮食供给不断，使百姓爱戴汉王，而不愿为楚王出力。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291]，唯梁为扜[292]；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293]，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与韩信一起平定了魏地，又打败赵国，攻取齐地，削弱了楚霸王的势力。继萧何之后成为汉相国，凡事不做变更，百姓得以安宁。赞美曹参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和才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294]。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运筹策划于帷幄之中，无形之中克敌制胜，子房谋划克敌制胜之事，没有智巧之名，没有勇武之功，从易处着手解决难题，从小处着手成就大事。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295]。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六出奇计都被高祖采用，诸侯归附于汉；消灭诸吕之事，陈平为主谋，终于安定王室和国家。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296]；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诸吕勾结，阴谋削弱皇室，周勃在剪灭诸吕的问题上，背离常规而合于权变之道；吴楚七国起兵叛乱，周亚夫驻军于昌邑，以扼制齐赵之军，放弃了求救的梁王。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297]。作《管晏列传》第二。
吴楚七国叛逆，藩屏天子的同姓王中只有梁孝王抵御敌国；但他自恃宠爱夸耀前功，几乎遭到杀身之祸。表彰他能抵抗吴楚叛军，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298]；韩非揣事情[299]，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五宗封王以后，天子亲属融洽和睦，诸侯或大或小皆为藩屏，各得其宜，僭位而自拟于天子之事逐渐减少。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当今皇上三位皇子被封为王，策文文辞典雅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300]。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末世争权夺利，而伯夷、叔齐兄弟却趋向仁义，为让君位，双双饿死，天下称赞他们的美德。作《伯夷叔齐列传》第一。
维建遇谗[301]，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员奔吴。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晏子节俭，管仲则奢侈：齐桓公因得管仲辅佐而称霸，齐景公因得晏子辅佐而国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李耳主张无为而治，使百姓自化于善；清静寡欲，使百姓自归于正。韩非揣度事物的实际情况，遵循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302]，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自古做帝王的都有《司马法》，穰苴能够对其阐述发挥。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天下患衡秦毋餍[303]，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304]。作《苏秦列传》第九。
没有信、廉、仁、勇不能传授兵法论说剑术，兵法剑术与道相符，内可以修身，外可以应变，君子对此重视并以之为德。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六国既从亲[305]，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太子建遇谗毁，祸及伍奢，伍尚救父，伍员逃奔吴国。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306]。
孔子传述文德，弟子振兴其业，都成为师傅，教导人们尊仁行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苞河山[307]，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308]，魏冉之功。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商鞅离卫到秦，能阐明实施他的治国之术，使秦孝公强盛称霸，后世遵循其法度。作《商君列传》第八。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309]；破荆灭赵，王翦之计。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天下忧虑连横秦将贪得无厌，苏秦能保存诸侯利益，约定合纵来抑制秦的贪婪强横。作《苏秦列传》第九。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310]，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六国合纵相互亲近，而张仪明了合纵的主张，所以能针锋相对，使联合起来的诸侯再次离散瓦解。作《张仪列传》第十。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扜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秦国之所以能够向东侵伐，称雄诸侯，是樗里、甘茂的良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争冯亭以权[311]，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席卷河山，围困大梁，使诸侯拱手而服事秦国，是魏冉的功劳。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能以富贵下贫贱[312]，贤能诎于不肖[313]，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南面攻占鄢郢，北面摧毁长平守军，进而围困赵都邯郸，武安君是主将；破楚灭赵，是王翦的计谋。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以身徇君[314]，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315]，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涉猎儒墨的遗文，阐明礼义的纪纲，根绝梁惠王逐利的念头，陈述往世的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能忍訽于魏齐[316]，而信威于强秦[317]；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喜爱门客、士人，士人归附薛公，为齐抵御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强秦之仇，雪其先君之恥。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出于权变争得冯亭所献上党之地，为解邯郸之围亲自赶楚救赵，使其国君得以再次称雄于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信意强秦[318]，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身为富贵而能尊重贫贱者，自身贤能而能屈就不肖，只有信陵君能够如此。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湣王既失临淄而奔莒齐，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319]，遂存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舍身以救其主，终于逃离强秦，使游说之士向南趋赴楚国，这是黄歇的忠义所致。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320]，轻爵禄，乐肆志[321]。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能忍辱于魏齐，却扬威于强秦，推举贤能让出相位，范睢、蔡泽都有这样的美德。作《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身为主将施展谋略，联合五国军队，为弱燕报复了强齐侵凌的仇恨，洗雪了燕国先君的耻辱。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322]。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能在强秦朝廷上陈述己意，又能对廉颇忍让谦恭，以尽忠其君，将相二人名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曹子匕首[323]，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齐湣王丢失临淄后逃到莒邑，只有田单凭借即墨打败敌军驱逐骑劫，才保住齐国江山。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明其画[324]，因时推秦[325]，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能用巧妙的说辞解除围城之患，轻视爵位利禄，却以尽其志趣为乐。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创作诗赋文章进行讽喻，连类比附来伸张正义，《离骚》有这样的特色。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326]，弱楚权，明汉王之信于天下。作《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与子楚结交，使各诸侯国的士人争相入秦，为秦效力。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327]。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曹沫凭借匕首使鲁国重获失去的土地，也使齐君昭信于诸侯；豫让守义，忠于其君而无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328]，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能够阐明自己的谋略，顺应时势推尊秦国，终于使秦得志于海内，李斯实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为秦开拓疆土，增聚民众，北面击败匈奴，据黄河为要塞，依山岭为固垒，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平定赵国要塞常山，扩张河内，削弱西楚霸王的势力，彰明汉王的信义于天下。作《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诸侯畔项王[329]，唯齐连子羽城阳[330]，汉得以间遂入彭城[331]。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收拢西河、上党之兵，跟随高祖直到彭城；彭越侵掠梁地以困扰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策[332]，又与之脱难[333]。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334]。
黥(qíng，情)布以淮南之地叛楚归汉，汉王通过他而得到楚大司马周殷，最后在垓下打败项羽。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335]，苍为主计，整齐度量[336]，序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楚军困迫汉军于京、索，韩信攻克魏、赵，平定燕、齐，使三分天下汉得其二，奠定消灭项羽的基础。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结言通使[337]，约怀诸侯[338]；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楚汉相持于巩、洛，韩信为汉镇守颍川，卢绾断绝了项羽军队的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牒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诸侯背叛项王，唯有齐王在城阳牵制项羽，使汉王得机攻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攻打城池，战于旷野，获功归报，樊哙、郦商是出力最多的战将，不仅随时听命汉王的驱遣，又常和汉王一起摆脱危难。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339]；栾公不劫于势而倍死[340]。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汉朝天下初定，文治条理未明，张苍担任主计，统一度量衡，编订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341]，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342]。作《袁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343]。
游说通使，笼抚诸侯；诸侯都亲附汉朝，归汉成为藩属辅臣。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想要详细了解秦楚之际的事情，只有周緤最清楚，因为他经常跟随高祖，参加平定诸侯的军事活动。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敦厚慈孝，讷于言[344]，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迁徙豪强大族，建都关中，与匈奴和亲；明辨朝廷之礼，制订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345]，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346]。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季布能改其刚戾而为柔顺，终于成为汉朝名臣；栾公不被威势所迫背叛死者。作《季布栾公列传》第四十。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347]，守数精明[348]；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敢于犯颜强谏，使主上言行合于道义，不顾自身安危，为国家建立长远方案。作《袁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
维仲之省[349]，厥濞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350]。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维护法律不失大节，言称古代贤人，增长君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敦厚慈孝，不善言辞，敏于行事，致力于谦恭，堪为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以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恪守节操，恳切刚直，义足以称清廉，行足以激励贤能，担任要职而不能以无理使之屈服。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351]。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扁鹊论医，为医家所尊奉，医术精细高明；后世遵循其法，不能改易，而仓公可谓接近扁鹊之术了。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352]；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353]，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刘仲被削夺王爵，其子刘濞(bì，必)受封做了吴王，适逢汉朝初定天下，让他镇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直曲塞[354]，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355]，靡北胡[356]。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吴、楚叛乱，宗室亲属中只有窦婴贤能而喜好士人，士人归心于他，率军在荥阳抵抗叛军。作《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357]，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智谋足以应付近世之变，宽厚足以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358]，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勇于抗敌，仁爱士卒，号令简明不烦，将士归心于他。他《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359]。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原祸害，为要了解强弱时势，设防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拓直曲曲折折的边塞，扩展河南之地，攻破祁连山，打开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击败北方匈奴。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唐蒙使略通夜郎[360]，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361]。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大臣和宗室以奢侈浪费争高强，只有公孙弘节衣缩食为百官表率。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362]，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汉朝已经平定中国，而赵佗能安定杨越以保卫南方藩属之地，纳贡尽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363]，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吴国叛逆，东瓯人斩杀刘濞，保卫封禺山，终为汉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燕太子丹败散于辽东地区，卫满收拢其逃亡百姓，聚集海东，以安定真藩等部，保卫边塞而成为塞外之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364]；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365]。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唐蒙出使，经略西南，通使夜郎，而邛、笮之君请求成为汉朝内臣并接受朝廷所派官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366]。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大人赋》之事，深得君主喜欢，虽然文辞过于华丽夸张，但其旨意在于讽谏，归结于无为而治。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民倍本多巧[367]，奸轨弄法[368]，善人不能化[369]，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黥布叛逆，高祖少子刘长封为那里的国王，镇守江淮之间，安抚剽悍的楚地百姓。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370]，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遵奉法律、按照情理办事的官吏，不自夸其功劳贤能，百姓对其无所称赞，也没有什么过失行为。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371]，仁者有乎；不既信[372]，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端正衣冠立于朝廷，群臣没人敢说虚浮不实的话，汲长孺刚正庄重；好荐贤人，称道长者，郑庄慷慨有节操。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373]，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自孔子去世以后，在京师没有谁重视学校教育，只有建元至元狩之间，文教事业灿烂辉煌。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374]，人莫之害[375]，以道之用[376]。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人们背弃本业而多巧诈，作奸犯科，玩弄法律，善人也不能感化他们，只有一切依法严酷惩治才能使他们整齐化一，遵守社会秩序。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齐、楚、秦、赵为日者[377]，各有俗所用[378]。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汉与大厦通使之后，西方极远的蛮族，伸长脖子望着内地，想观瞻中国文明。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三王不同龟[379]，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救人于难，济人于贫，仁者有此美德吧；不失信用，不背诺言，义者有可取之处。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380]，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侍奉君主能使其耳目愉快，脸色和悦，同时得到主上的亲近，这不仅是美色招人喜爱，技能也各有特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381]，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382]，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383]，《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晃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384]。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385]。曰：“于戏[386]！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387]，王迹所兴，原始察终[388]，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389]。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390]，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391]，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392]，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393]，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394]，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395]，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396]，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397]。第七十。
不流于世俗，不争夺势利，上下无所阻碍，没有人能伤害他们，因善用其道。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398]，百三十篇。
齐、楚、秦、赵占卜者，各有随俗所用的方法。想要总览其要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