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1]。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适周[2]，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3]，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4]，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5]。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6]，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7]，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8]，游者可以为纶[9]，飞者可以为矰[10]。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孔子离去以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它，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
老子修道德[11]，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12]。居周之久，见周之衰，迺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13]。”于是老子迺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4]。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他的学说以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为宗旨。他在周都住了很久，见周朝衰微了，于是就离开周都。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了，勉力为我们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撰写了本书，分上下两篇，阐述了道德的本意，共五千多字，然后才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或曰[15]：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有的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阐述的是道家的作用，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
蓋老子百有六十余岁[16]，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17]。
据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的人说活了二百多岁，这是因为他能修道养心而长寿的啊。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18]。”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19]。老子，隐君子也。
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记载周太史儋会见秦献公时，曾预言说：“当初秦国与周朝合在一起，合了五百年而又分开了，分开七十年之后，就会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有的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的人说不是，世上没有人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总之，老子是一位隐君子。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20]，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21]。
老子的儿子叫李宗，做过魏国的将军，封地在段干。李宗的儿子叫李注，李注的儿子叫李宫，李宫的玄孙叫李假，李假在汉文帝时做过官。而李假的儿子李解担任过胶西王刘卬的太傅，因此，李氏就定居在齐地。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22]，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23]，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24]。
社会上信奉老子学说的人就贬斥儒学，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也贬斥老子学说“主张不同的人，彼此说不到一块去”，难道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吗？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百姓自然趋于“化”；清静不挠，百姓自然会归于“正”。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25]，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26]，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27]。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28]。作《渔父》、《盗跖》、《胠箧》[29]，以诋訿孔子之徒[30]，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31]，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32]，指事类情[33]，用剽剥儒、墨[34]，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35]。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已[36]，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37]。
庄子是蒙地人，叫周。他曾经担任过地漆园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却本源于老子的学说。他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大多是托词寄意的寓言。他写的《渔父》、《盗跖》、《胠箧》是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而表明老子学说为目的的。《畏累虚》、《亢桑子》一类的，都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可是庄子善于行文措辞，描摹事物的情状，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当世博学之士，也难免受到他的攻击。他的语言汪洋浩漫，纵横恣肆，以适合自己的性情，所以从王公大人起，都无法利用他。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38]，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39]？养食之数岁[40]，衣以纹绣[41]，以入大庙[42]。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43]，岂可得乎？子亟去[44]，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45]，无为有国者所羁[46]，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答应他出任曹国的宰相。庄周笑着对楚国使臣说：“千金，确是厚礼；卿相，确是尊贵的高位。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当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豬，难道能办得到吗？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做官，让自己的心志愉快。”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候[47]，昭候用为相。内修政孝，外应诸候，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申不害是京邑人，原先是郑国的低级官吏。后来研究了刑名法术学问，向韩昭候求官，昭候任命他作了宰相。他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候，前后执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逝世，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军队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侵犯韩国。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48]。著书二篇，号曰《申子》[49]。
申不害的学说本源黄帝和老子而以循名责实为主，他的著作有两篇，叫作《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50]。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51]。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52]，斯自以为不如非。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爱好刑名法术学问。他学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和老子。韩非有口吃的缺陷，不善于讲话，却擅长于著书立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自认为学识比不上韩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53]，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54]，执势以御其臣下[55]，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56]。以为儒者用文乱法[57]，而侠者以武犯禁[58]。宽则宠名誉之人[59],急则用介胄之士[60]。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61]，观往者得失之变[62],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63]。
韩非看到韩国渐渐衰弱下去，屡次上书规劝韩王，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当时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用来驾驭臣子，不能富国强兵寻求任用是贤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讲求功利实效的人。他认为儒家用经典文献扰乱国家法度，而游侠凭借着武力违犯国家禁令。国家太平时，君主就宠信那些徒有虚名假誉的人，形势危急时，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现在国家供养的人并不是所要用的，而所要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所以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然韩非知说之难[64]，为《说难》书甚具[65]，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然而韩非深深地明了游说的困难。他撰写的《说难》一书，讲的非常，但是他最终还是死在秦国，不能逃脱游说的祸难。
《说难》曰：
《说难》写道：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66]；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67]；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68]。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69]，可以吾说当之。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我的才智不足以说服君主有困难；也不是我的口才不足以明确地表达出我的思想有困难；也不是我不敢毫无顾虑地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有困难。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用我的说词去适应他。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70]，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71]，必弃远矣[72]。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高名，则见无心而远事情[73]，必不收矣[74]。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75]，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76]；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77]。此之不可不知也。
游说的对象在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却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品德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一定会被遗弃和疏远了。游说的对象志在贪图重利，而游说的人却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没有头脑而脱离实际，一定不会录用你。游说的对象实际上意在重利而公开装作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表面上录用你而实际上疏远你；假如游说的人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而公开抛弃你本人，这些都是游说的人不能不知道的。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78]，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79]，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80]，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81]，说行而有功则德亡[82]，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83]，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84]，说者与知焉[85]，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86]，迺自以为也故[87]，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88]，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89]，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90]，则以为间己[91]；与之论细人[92]，则以为粥权[93]。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94]；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95]。径省其辞[96]，则不知而屈之[97]；泛滥博文[98]，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99]，则曰草野而倨侮[100]。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行事能保密就成功，言谈之中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不一定是游说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机密，而往往是在言谈之中无意地说到君主内心隐藏的秘密，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身遭灾祸。君主有过失，而游说的人却引用一些美善之议推导出他过失的严重，那么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对游说者的恩宠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而游说的人把知心话全部说出来，如果意见被采纳实行而且见到了功效，那么，君主就会忘掉你的功劳；如果意见行不通而且遭到失败，那么游说者就会被君主怀疑，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自认为有了如愿的良策，而且打算据为自己的功绩，游说的人参与这件事，那么也会有危险，君主公开做着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别的目的，如果游说者预知其计，那么他也会有危险。君主坚决不愿做的事，却勉力让他去做，君主去做丢不下的事，又阻止他去做，游说的人就危险。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在任的大臣，就会认为你离间他们彼此的关系；和君主议论地位低下的人，就会认为你卖弄权势。议论他所喜爱的，那么君主就会认为你是在利用他；议论君主所憎恶的，就会认为你试探他含怒的深浅。如果游说者文辞简略，那么就会认为你没有才智而使你遭到屈辱；如果你铺陈辞藻，夸夸其谈，那么就会认为你语言放纵而无当。如果你顺应君主的主张陈述事情，那么就会说你胆小而做事不尽人意。如果你谋虑深远，那么就会说你鄙陋粗俗，倨傲侮慢。这些游说的难处，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凡说之务[101]，在知饰所说之所敬[102]，而灭其所丑[103]。彼自知其计[104]，则毋以其失穷之[105]；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106]，则毋以其难概之[107]。规异事与同计[108]，誉异人与同行者[109]，则以饰之无伤也[110]。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111]，辞言无所击排[112]，迺后申其辩知焉[113]。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114]，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迺明计利害以致其功[115]，直指事非以饰其身[116]，以此相持[117]，此说之成也。
大凡游说者最重要的，在于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而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情。他自认为高明的计策，就不要拿以往的过失使他难堪；他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就不要用自己的意愿使他激怒；他夸耀自己的力量强大，就不必用他为难的事来拒绝他。游说的人谋划另一件与君主相同的事，赞誉另一个与君主同样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另一个人加以美化，不要坏其事伤其人。有与君主同样过失的人，游说者就明确地粉饰说他没有过失。待到游说者的忠心使君主不再抵触，游说者的说辞，君主不再排斥，此后，游说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这就是与君主亲近不被怀疑，能说尽心里话的难处啊！等到历经很长的时间之后，君主对游说的人恩泽已经深厚了，游说者深远的计谋也不被怀疑了，交相争议也不被加罪了，便可以明白地计议利害关系达到帮助国君立业建功，可以直接指出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用这样的办法扶持君主，就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为庖[118]，百里奚为虏[119]，皆所由干其上也[120]。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121]，则非能仕之所设也[122]。
伊尹作厨师，百里奚当俘虏，都是由此求得君上的任用。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他们仍然不得不做低贱的事而经历世事如此地卑污，那么智能之士就不把这些看作是耻辱的了。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123]，暮而果大亡其财[124]，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125]。昔者郑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126]。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迺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127]，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128]，薄者见疑[129]。非知之难也，处之则难矣。
宋国有个富人，因为天下雨毁坏了墙。他儿子说：“不修好将会被盗”，他的邻居有位老人也这么说。晚上果然丢了很多财物，他全家的人都认为他儿子特别聪明却怀疑邻居那位老人。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反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就问大臣们说：“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谁？”关其思回答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就把关其思杀了，并且说：“胡国，是我们兄弟之国，你说攻打它，什么居心？”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就认为郑国君主是自己的亲人而不防备他，郑国就趁机偷袭胡国，占领了它。这两个说客，他们的预见都是正确的，然而言重的被杀死，言轻的被怀疑，所以知道某些事情并不难，如何去处理已知的事就难了。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130]。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131]。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132]，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133]，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134]。”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受憎之至变也[135]。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从前弥子瑕被卫国君主宠爱。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君车的人要判断足的罪。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知道这件事，就连夜通知他，弥子瑕就诈称主的命令驾着君主的车子出去了。君主听到这件事反而赞美他说：“多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病竟愿犯下断足的惩罚！”弥子瑕和卫君到果园去玩，弥子瑕吃到一个甜桃子，没吃完就献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自己不吃却想着我！”等到弥子瑕容色衰退，卫君对他的宠爱也疏淡了，后来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诈称我的命令驾我的车，还曾经把咬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的德行和当初一样没有改变，以前所以被认为孝顺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是由于卫君对他的爱憎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说，被君主宠爱时就认为他聪明能干，愈加亲近。被君主憎恶了，就认为他罪有应得，就愈加疏远。因此，劝谏游说的人，不能不调查君主的爱憎态度之后再游说他。
夫龙之为虫也[136]，可扰狎而骑也[137]。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138]，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139]。
龙属于虫类，可以驯养、游戏、骑它。然而他喉咙下端有一尺长的倒鳞，人要触动它的倒鳞，一定会被它伤害。君主也有倒鳞，游说的人能不触犯君主的倒鳞，就差不多算得上善于游说的了。
人或传其书至秦[140]。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141]，死不恨矣[142]！”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惊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143]，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144]，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145]。”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146]，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见到《孤愤》、《五蠹》这些书，说：“唉呀，我要见到这个人并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算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撰写的书。”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韩国。起初韩王不重用韩非，等到情势吃紧，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他，还没被信用。李斯、姚贾嫉妨他，在秦王面前底毁他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申子、韩子都著书立说，留传到后世，学者大多有他们的书，我唯独悲叹韩非撰写了《说难》而本人却逃脱不了游说君主的灾祸。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太史公说：老子推重的“道”，虚无，顺应自然，以无所作为来适应各种变化，所以，他写的书很多措辞微妙不易理解。庄子宣演道德，纵意推论，其学说的要点也归本于自然无为的道理。申子勤奋自勉，推行于循名责实。韩子依据法度作为规范行为的绳墨，决断事情，明辨是非，用法严酷苛刻，绝少施恩。都原始于道德的理论，而老子的思想理论就深邃旷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