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1]，至于广厉学官之路[2]，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3]，幽厉微而礼乐坏[4]，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5]，于是论次《诗》《书》[6]，修起礼乐。适齐闻《韶》[7]，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8]。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9]，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10]。西狩获麟[11]，曰“吾道穷矣”。故因史[12]记作《春秋》，以当王法[13]，其辞微而指博[14]，后世学者多录焉。
太史公说：我阅读朝廷考选学官的法规，读到广开勉励学官兴办教育之路时，总是禁不住放下书本而慨叹，说道：唉，周王室衰微了，讽刺时政的《关雎》诗就出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统治衰败了，礼崩乐坏，诸侯便恣意横行，政令全由势力强大的国家发布。所以孔子担忧王道废弛邪道兴起，于是编定《诗》《书》，整理礼仪音乐。他到齐国听到了美妙的《韶》乐，便沉迷不已，三个月品尝不出肉的美味。他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开始校正音乐，使《雅》《颂》乐歌各归其位，有条不紊。由于世道混乱污浊，无人起用他，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向七十几位国君求官都得不到知遇。他感慨地说：“要是有人肯用我，只需一年就可以治理好国政了。”鲁国西郊有人猎获了麒麟，孔子闻知后哀叹“我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于是他借助鲁国已有的历史记录撰写《春秋》，用它来表现天子的王法，其文辞精约深隐而寓意丰富博大，后代学者很多人都学习传录它。
自孔子卒后，七十字之徒散游诸侯[15]，大者为师傅卿相[16]，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17]，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18]，后陵迟以至于始皇[19]。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20]，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21]，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22]，以学显于当世。
自孔子逝世后，他的七十余名好学生纷纷四散去交游诸侯，成就大的当了诸侯国君的老师和卿相，成就小的结交、教导士大夫，有的则隐居不仕。所以子路在卫国做官，子张在陈国做官，澹台子羽住在楚国，子夏在西河教授，子贡终老于齐。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这些人，都曾受业于子夏之辈，然后当了诸侯国君的老师。那时只有魏文侯最虚心求教于儒学，后来儒学渐趋衰颓直到在秦始皇手中遭受灭顶之灾。战国时期天下群雄并争，儒学已经受到排斥，但是在齐国和鲁国一带，学习研究它的人独独不曾废弃。在齐威王、齐宣王当政时期，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而发扬光大，凭自己的学说显名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23]，六艺从此缺焉[24]。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25]。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26]，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27]，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生，儒家典籍六艺从此残缺。陈涉起事反秦，自立为王，鲁地的儒生们携带孔子家传的礼器去投奔他。于是孔甲当了陈涉的博士，最终和他同归于尽。陈涉起步于普通百姓，驱使一群戍边的乌合之众，一个月内就在楚地称了王，而不到半年竟又复归灭亡。他的事业十分微小浅薄，体面的士大夫们却背负孔子的礼器去追随归顺向他称臣，为什么呢？因为秦王朝焚毁了他们的书籍学业，积下了仇怨，这迫使他们投奔陈王来发泄满腔的愤懑。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28]，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29]，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30]，斐然成章[31]，不知所以裁之[32]”。夫齐鲁之间于文学[33]，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脩其经艺[34]，讲习大射乡饮之礼[35]。叔孙通作汉礼仪[36]，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37]，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38]。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39]。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40]，故诸博士具官待问[41]，未有进者。
到高祖皇帝杀死项籍，率兵包围了鲁国，其时鲁国中的儒生们仍在讲诵经书演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于耳，这难道不是古代圣人遗留的风范，难道不是一个深爱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出游到陈国后，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乡里的青年人志向高远，文采熠熠如锦绣，我不知怎么教导他们才好。”齐鲁一带重视爱好文化仪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已成为自然风尚。汉朝建立后，儒生们开始获得重新研究经学的机会，又讲授演习起了大射和乡饮的礼仪。叔孙通制定汉廷礼仪后，做了太常官，和他一同制定礼仪的儒生弟子们，也都被选为朝官，于是人们喟然感叹，对儒学产生了兴趣。但是，当时天下战乱尚未止息，皇上忙于平定四海，还无暇顾及兴办学校之事。孝惠帝、吕后当政时，公卿大臣都是武艺高强战功卓著的人。孝文帝时略微起用儒生为官，但是孝文帝原本只爱刑名学说。等到孝景帝当政，不用儒生，而且窦太后又喜好道家思想，因此列位博士官职只是备员待诏，徒有其名，儒生无人进身受到重用。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42]，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43]。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44]。言《易》自菑川田生[45]。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46]，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47]。
直到当今皇上即位，赵绾(wǎn，晚)、王臧(zāng，赃)等人深明儒学，而皇上也心向往之，于是朝廷下令举荐品德贤良方正而且通晓经学的文士学者。从此以后，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因生，在燕地则有韩太傅。讲《尚书》的有济南伏生。讲《礼》的有鲁地高堂生。讲《春秋》的在齐鲁两地有胡毋生，在赵地有董仲舒。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fén，坟)做了丞相，他废弃道家，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竟以精通《春秋》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了。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48]，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49]，风之以乐[50]。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51]。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52]，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53]，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54]，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日校，殷曰序，周日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55]，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56]，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57]，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58]。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59]，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60]，出入不悖所闻者[61]，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62]，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63]，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64]，太常籍奏[65]。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66]，明天人分际[67]，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68]，训辞深厚[69]，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70]，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71]，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72]。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已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73]，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74]，文学掌故补郡属[75]，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76]。”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77]。
公孙弘曾拜为博士，他害怕儒学被阻滞得不到传扬，当了丞相后就上奏请求说：“丞相御史启禀皇上：陛下曾下令说‘听说为政者应该用礼仪教导百姓，用音乐感化他们。婚姻之事，乃是夫妇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如今礼乐被破坏废弃了，我深感忧虑。所以大力延请天下品德方正学识广博的人都来入朝做官。我下令礼官勤奋学习，讲论儒术，要学识渊博，复兴礼乐，以此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又命太常商议，给博士配置弟子员生，使民间都崇尚教化，来开拓培养贤才的道路’。根据陛下旨意。臣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认真商议决定：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是乡里之间都有教育的场所，夏代称校、殷代称序，周代称庠(xiáng，详)。他们勉励为善者，就让他在朝中显达扬名；惩治作恶者，就施以刑罪。所以教化的实施，要首先从京城开始树立榜样，再从京城推广到地方。如今陛下已经明示无上的恩德，放射出日月般的光辉，它符合天地之大道，是以整饬人伦为根本，鼓励术学，讲究礼仪，崇尚教化，奖励贤良，以此使海内四方从风向善，这正是实现太平之治的本原啊！古代的政治教化不协和，礼仪不完备，现在请求借助原有的官职来兴盛它。请为博士官配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让太常从百姓中挑选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补充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中有喜好经学，尊敬长上，严守政教，友爱乡邻，出入言行皆不违背所学教诲的人，县令、侯国相、县长、县丞要向上级郡守和诸侯王国相举荐，经其认真察看合格者，应与上计吏同赴京师太常处，接受和博士弟子相同的教育。他们学满一年都要考试，能够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人，补充文学掌故的缺官；其中成绩好名次高的可以任用为郎中，由太常造册上奏。若是特别优异出众的，可直接将其姓名向上呈报。那些不努力学习才能低下者，和不能通晓一种经学的人，就要罢斥，并惩罚举荐他们的不称职的官吏。臣认真领会陛下所下达的诏书和律令，它们阐明了天道和人道关系，贯通了自古及今的治国义理，文章雅正、教诲之辞含义深刻丰富，它恩德无量将深深造福于社稷百姓。但是小官吏们见识浅陋，不能透彻地讲解诏书律令，无法明白地将陛下的旨意传布晓喻天下。而治礼、掌故之职，是由懂经学礼仪的人担当的，他们的升迁很缓慢造成了人才积压。因此请求挑选其中官秩比同二百石以上的人，和百石以上能通晓一种经学的小吏，升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挑选比同百石以下的人补郡太守卒史：各郡定员二人，边郡定员一人。优先选用熟知经书能大量讲诵的人，若人数不够，就选用掌故补中二千石的属吏，选用文学掌故补郡国的属吏，将人员备齐。请把这些记入考选学官的法规。其它仍依照律令。”皇上批示说：“准奏。”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士吏中就有很多文质彬彬的经学儒生了。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78]。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79]。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80]。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81]。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82]，无传(疑)[83]，疑者则阙不传。
申公，是鲁国人。高祖经过鲁国，申公以弟子身分跟着老师到鲁国南宫去拜见他。吕太后时，申公到长安交游求学，和刘郢同在老师浮丘伯门下受业。毕业后刘郢封为楚王，便让申公当他的太子刘戊的老师。刘戊不好学习，憎恨申公，等到楚王刘郢去世，刘戊立为楚王，就把申公禁锢起来。申公感到耻辱，就回到鲁国，隐退在家中教书，终身不出家门，又谢绝一切宾客，唯有鲁恭王刘余招请他才前往。从远方慕名而来向他求学的弟子有百余人。申公教授《诗经》，只讲解词义，而无阐发经义的著述，凡有疑惑处，便阙而存之，不强作传授。
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84]，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85]，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86]，弟子二人乘轺传从[87]。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88]。”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己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89]，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90]，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91]，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兰陵人王臧向申公学《诗》之后，用它事孝景皇帝，当了太子少傅，后免官离朝。当今皇上刚即位，王臧就上书请求入宫为皇上值宿警卫。他不断得到升迁，一年中做到郎中令。而代国人赵绾也曾向申公学习《诗经》，他当了御史大夫。赵绾、王臧请示皇上，想建造明堂用来召集诸侯举行朝会。他们不能说服皇上同意此事，就举荐老师申公。于是皇上派遣使臣携带贵重的礼物束帛和玉璧，驾着驷马安车去迎请申公，赵绾、王臧二位弟子则乘坐着普通的驿车随行。申公来到，拜见天子。天子向他询问社稷安危之事，申公当时已年高八十多岁，人老了，他回答说：“当政的人不必多说话，只看尽力把事做得如何罢了。”这时天子正喜好文词夸饰，见申公如此答对，默然不乐。但是已经把申公招到朝中，就让他做了太中大夫，住在鲁邸，商议修建明堂的事宜。太皇窦太后喜好老子学说，不喜欢儒术，她找出赵绾、王臧的过失来责备皇上，皇上因此停止商议建造明堂的事，把赵绾、王臧都交付法官论罪，后二人皆自杀。申公也以病免官返回鲁国，数年后逝世。
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92]。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申公弟子中拜为博士者有十几人：孔安国官至临淮太守，周霸官至胶西内史，夏宽官至城阳内史，砀鲁赐官至东海太守，兰陵人缪生官至长沙内史，徐偃官至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官至胶东内史。他们管理官吏和百姓都廉洁有节操，人们称赞他们好学。其他的学官弟子，品行虽不完美，但是官至大夫、郎中和掌故的人也有百余。他们讲解《诗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大多都依循申公的见解。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93]，乃弑也[94]。”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95]，必关于足[96]。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97]，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98]，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99]。
清河王刘承的太傅辕固生，是齐国人。因为研究《诗经》，孝景帝时拜为博士。他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反驳说：“不对。那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商汤、周武赞同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桀、纣，桀、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汤、武，汤、武迫不得已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桀、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而在上位；汤、武虽然圣明，却是身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纠正它来保持天子的尊严，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称王之位，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辕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来断是非，那么这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争论止息。此后学者再无人胆敢争辩汤、武是受天命而立还是放逐桀纣篡夺君权的问题了。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100]。”太后怒曰[101]：“安得司空城旦书乎[102]？”乃使固入圈刺豕[103]。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召来辕固生问他读此书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窦太后恼怒道：“它怎么能比得上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于是让辕固入兽圈刺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了而辕固直言并无罪过，就借给他锋利的兵器。他下到兽圈内去刺杀野猪，正中其心，一刺，野猪便应手倒地。太后无语，没理由再治他的罪，只得作罢。过不久，景帝认为辕固廉洁正直，拜他为清河王刘承的太傅。很久之后，他因病免官。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104]，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105]。困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106]，无曲学以阿世[107]！”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当今皇上刚即位，又以品德贤良征召辕固入朝。那些喜好阿谀逢迎的儒生们多有嫉妒诋毁辕固之语，说“辕固老了”，于是他被罢官遣归。这时辕固已经九十多岁了。他被征召时，薛邑人公孙弘也被征召，却不敢正视辕固。辕固对他说：“公孙先生，务必以正直的学问论事，不要用邪曲之说去迎合世俗。”自此之后，齐人讲《诗》都依据辕固生的见解。一些齐人因研究《诗经》有成绩而仕途显贵，他们都是辕固的弟子。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108]，其语颇与齐鲁间殊[109]，然其归一也[110]。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韩生，是燕郡人。孝文帝时当博士，景帝时任常山王刘舜的太傅。韩生推究《诗》的旨意而撰述了《内传》《外传》达数万言，书中的用语和齐、鲁两地颇为不同，但是旨归是一致的。淮南贲生受业于他。自此之后，燕赵一带讲《诗》的人都因循韩生的见解。韩生的孙子韩商是当今皇上委任的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111]。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112]，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113]。
伏生，是济南郡人。先前做过秦朝博士。孝文帝时，他想找到能研究《尚书》的人，遍寻天下不得，后听说伏生会讲授，就打算召用他。当时伏生已年寿九十余岁，人很老了，不能行走，于是文帝就下令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往伏生处向他学习。秦朝焚烧儒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后来战乱大起，伏生出走流亡，汉朝平定天下后，他返回寻找所藏的《尚书》，已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于是他就在齐鲁一带教授残存的《尚书》。自此学者们都很会讲解《尚书》，殽山以东诸位著名学者无不涉猎《尚书》来教授学生了。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114]。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115]，及时时间行佣赁[116]，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117]，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118]，以古法议决疑大狱[119]，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120]，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也[121]。汤以为长者[122]，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123]。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124]，然无有所匡谏[125]；于官，官属易之[126]，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
伏生教济南人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人宽。宽精通《尚书》之后，凭借经学方面的成绩参加郡中选举，前往博士官门下学习，从师于孔安国。兒宽家贫没有资财，时常当学生们的厨工，还经常偷偷外出打工挣钱，来供给自己的衣食之需。他外出时常常看经书、休息时就朗读体会它。依照考试成绩的名次，他补了延尉史的缺官。当时张汤正爱好儒学，就让兒宽做自己的掾(yuàn，院)吏，负责呈报案情。兒宽根据经义古法论事判决疑难大案，因而张汤很宠用他。兒宽为人温和善良，有廉洁的操守和聪敏的智慧，能把握自己的言行，而且擅长著书、起草奏章，文思敏捷，但是口拙不会阐述。张汤认为他是忠厚之人，多次赞扬他。等到张汤当了御史大夫，就让兒宽当掾吏，向天子举荐他。天子召见询问兒宽后，很喜欢他。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便官至御史大夫，在职九年去世。兒宽身居三公之位，由于性情谦和驯良，能顺从皇上之意，善于调解纠纷，而得以官运久长，但是他没有匡正劝谏过皇上的过失。居官期间，属下的官员轻视他，不为他尽力。张生也当了博士官。而伏生的孙子也因研究《尚书》被征召，但是他并不能阐明《尚书》的经义。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127]，而安国以今文读之[128]，因以起其家[129]。逸《书》得十余篇[130]，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从此以后，鲁人周霸、孔安国，洛阳人贾嘉，都很会讲授《尚书》的内容。孔家有用先秦古文撰写的《尚书》，而孔安国用时下隶书字体把它们重新摹写讲读，因此就兴起了他自己的学术流派。孔安国得到了《尚书》中失传的十几篇，大约自此《尚书》的篇目就增多起来了。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131]。《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132]，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133]，高堂生能言之。
许多学者都解说《礼经》，而鲁郡人高堂生的见解是最切近本义的。《礼经》本来自孔子时起就不完整，到了秦始皇焚书后，此书散失的篇目更多，今日只有《士礼》尚存，高堂生能讲解它。
而鲁徐生善为容[134]。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资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135]。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鲁国徐生善于演习礼仪。孝文帝时，徐生以此出任礼官大夫。他传习礼仪于儿子至孙子徐延、徐襄。徐襄，天性便擅长演习礼仪，但是不能通晓《礼经》；徐延很通晓《礼经》，却不善于演习礼节仪式。徐襄以擅长演习礼节仪式当了汉王朝的礼官大夫，官至广陵内史。徐延及徐家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曾出任汉朝的礼官大夫。而瑕丘人萧奋以通晓《礼经》当了淮阳太守。此后能够讲解《礼经》并演习礼节仪式的人，都出自徐氏一家。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自从鲁国商瞿从师孔子学习《易经》，孔子死后，商瞿便传授《易经》，历经六代而传至齐郡人田何，田何字子庄，而后汉朝建立。田何传授于东武人王同字子仲，子仲传于菑川人杨何。杨何因通晓《易经》，于元光元年(前134)被朝廷征召，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因通晓《易经》官至城阳国相。广川人孟但因通晓《易经》当了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jǔ，举)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都是因通晓《易经》官至二千石。但是对《易经》能讲授得精当的，是源自于杨何一家的学说。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136]，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137]，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138]，其精如此[139]。进退容止[140]，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141]，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142]，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143]。是时辽东高庙灾[144]，主父偃疾之[145]，取其书奏之天子[146]。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147]。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148]。于是董仲舒吏，当死[149]，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是广川郡人。因研究《春秋》，孝景帝时曾拜为博士。他居家教书，上门求学的人很多，不能一一亲授，弟子之间便依学辈先后辗转相传，有的人甚至没见过他的面。董仲舒足不出户，三年间不曾到屋旁的园圃观赏，他治学心志专一到了如此程度。他出入时的仪容举止，无一不合乎礼仪的矩度，学生们都师法、敬重他。当今皇上即位后，他出任江都国相。他依据《春秋》记载的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求阴阳之道交替运行的原因，因而求雨时关闭种种阳气，放出种种阴气，止雨时则方法与之相反。这种做法在江都国实行，无不实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他被贬为中大夫，居家写作了《灾异之记》。这时辽东高帝庙发生火灾，主父偃嫉妒他，就窃取了他的书上奏天子。天子召集众儒生把书拿给他们看，儒生们认为其中含有指责讥讽朝政之意。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老师的著作，认为它愚蠢至极，于是把董仲舒交法官论罪，判处死刑，但是皇上降诏赦免了他。于是董仲舒始终不敢再讲论灾异之说。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150]，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151]，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152]。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153]。”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154]。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这一时期朝廷正用兵向外排除四方边境内外少数民族的侵扰，公孙弘研究《春秋》成就不及董仲舒，但是他行事善于迎合世俗，因此能身居高位做了公卿大臣。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阿谀逢迎。公孙弘憎恨他，就对皇上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担当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为人狠毒暴戾，但是一向听说董仲舒有美德，也很好地礼遇他。董仲舒害怕居官日久会惹祸上身，就称病辞官回家。直至逝世，他始终不曾营治私产，而一心以研究学问写作论著为本职。所以自汉朝开国以来历经五朝，期间只有董仲舒对《春秋》最为精通，名望甚高，他师承传授的是《春秋》公羊学。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胡毋生，是齐郡人。孝景帝时拜为博士，后因年老返归故里讲授《春秋》。齐地解说《春秋》的人很多受教于胡毋生，公孙弘也受过他的教诲。
瑕丘江生为谷粱《春秋》[155]。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瑕丘人江生研究《春秋》谷粱学。自从公孙弘受到重用，他曾收集比较了谷粱学和公羊学的经义，最后采用了董仲舒所传授的公羊氏的学说。
仲舒弟子遂者[156]：兰陵褚大，广川殷忠[157]，温吕步舒。褚大至粱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158]，于诸侯擅专断，不报[159]，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160]，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董仲舒的弟子中有成就的人是：兰陵人褚大，广川人殷忠，温人吕步舒。褚大官至粱王国相。吕步舒官至长史，手持符节出使去决断淮南王刘安谋反的罪案，对诸侯王敢于自行裁决，而不加请示。他根据《春秋》经义公正断案，天子都认为很对。弟子中官运通达的，做到了大夫之职；谒者、掌故的则有百余人。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也都因精通儒学做了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