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老子曰[1]：“至治之极[2]，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3]，美其服[4]，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5]，挽近世涂民耳目[6]，则几无行矣[7]。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事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几乎是无法行得通。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8]、《书》所述虞夏以来[9]，耳目欲极声色之好[10]，口欲穷刍豢之味[11]，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12]。俗之渐民久矣[13]，虽户说以眇论[14]，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15]，其次利道之[16]，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17]，最下者与之争[18]。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夫山西饶材[19]、竹、穀[20]、纑[21]、旄[22]、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23]、声色[24]；江南出枏[25]、梓[26]、姜、桂[27]、金、锡、连[28]、丹沙[29]、犀[30]、玳瑁[31]、珠玑[32]、齿革[33]；龙门、碣石北多马[34]、牛、羊、旃裘[35]、筋角[36]；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37]：此其大较也[38]。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39]。故待农而食之[40]，虞而出之[41]，工而成之[42]，商而通之[43]。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44]？人各任其能[45]，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46]，贵之征贱[47]，各劝其业[48]，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49]，而自然之验邪[50]？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子满布。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低价的货物能够高价出售，高价的货物能够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样，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招唤便会自动前来，不用请求便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周书》[51]曰：“农不出则乏其食[52]，工不出则乏其事[53]，商不出则三宝绝[54]，虞不出则财匮少[55]。”匮少而山泽不辟矣[56]。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57]。原大则饶[58]，原小则鲜[59]。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60]，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61]。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62]，人民寡[63]，于是太公劝其女功[64]，极技巧[65]，通鱼盐[66]，则人物归之[67]，繦至而辐凑[68]。故齐冠带衣履天下[69]，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70]。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71]，设轻重九府[72]，则桓公以霸[73]，九合诸侯[74]，一匡天下[75]；而管氏亦有三归[76]，位在陪臣[77]，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78]。
《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79]。”礼生于有而废于无[80]。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81]。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82]。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83]，以而不乐[84]，夷狄益甚[85]。谚曰：“千金之子[86]，不死于市[87]。”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88]，皆为利来；天下壤壤[89]，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90]，万家之侯[91]，百室之君[92]，尚犹患贫[93]，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94]！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95]，时用则知物[96]，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97]。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98]。旱则资舟[99]，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100]，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101]，二十病农[102]，九十病末[103]。末病则财不出[104]，农病则草不辟矣[105]。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106]，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107]，关市不乏[108]，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109]，务完物[110]，无息币[111]。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112]，无敢居贵[113]。论其有余不足[114]，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115]，贱下极则反贵[116]。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117]。财币欲其行如流水[118]。”修之十年[119]，国富，厚赂战士[120]，士赴矢石[121]，如渴得饮，遂报强吴[122]，观兵中国[123]，称号“五霸[124]”。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125]，乃喟然而叹曰[126]：“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127]。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128]，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129]，之陶为朱公[130]。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131]，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132]。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133]。故善治生者[134]，能择人而任时[135]。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136]，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137]。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138]，子孙修业而息之[139]，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140]。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子赣既学于仲尼[141]，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142]，七十子之徒[143]，赐最为饶益[144]。原宪不厌糟糠[145]，匿于穷巷[146]。子贡结驷连骑[147]，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148]，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149]。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150]。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151]？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白圭，周人也[152]。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153]，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154]。夫岁孰取谷[155]，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156]。太阴在卯，穰[157]；明岁衰恶[158]。至午[159]，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160]，积著率岁倍[161]。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162]。能薄饮食[163]，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164]。故曰：“吾治生产[165]，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166]，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167]。白圭其有所试矣[168]，能试有所长[169]，非苟而已也[170]。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猗顿用盬盐起[171]。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172]，与五者埒富[173]。
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冶铁成就家业，其财富可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畜牧[174]，及众[175]，斥卖[176]，求奇缯物[177]，间献遗戎王[178]。戎王什倍其偿[179]，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180]。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181]，以时与列臣朝请[182]。而巴(蜀)寡妇清[183]，其先得丹穴[184]，而擅其利数世[185]，家亦不訾[186]。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187]。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188]，为筑女怀清台[189]。夫倮鄙人牧长[190]，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191]，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192]？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汉兴[193]，海内为一，开关梁[194]，驰山泽之禁[195]，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196]，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197]。
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198]，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199]，而公刘适邠[200]，大王、王季在岐[201]，文王作丰[202]，武王治镐[203]，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204]，殖五谷[205]，地重[206]，重为邪[207]。及秦文、(孝)〔德〕、缪居雍[208]，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209]。献(孝)公徙栎邑[210]，栎邑北却戎翟[211]，东通三晋[212]，亦多大贾。(武)〔孝〕、昭治咸阳[213]，因以汉都[214]，长安诸陵[215]，四方辐凑并至而会[216]，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217]。南则巴蜀[218]。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219]。南御滇僰[220]，僰僮[221]。西近邛笮[222]，笮马、旄牛[223]。然四塞[224]，栈道千里[225]，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226]，以所多易所鲜[227]。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228]，唯京师要其道[229]。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230]，而人众不过什三(34)；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5)。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做为都城；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南边抵御滇、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余之物来交换短缺之物。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所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昔唐人都河东[231]，殷人都河内[232]，周人都河南[233]。夫三河在天下之中[234]，若鼎足[235]，王者所更居也[236]，建国各数百千岁[237]，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238]，故其俗纤俭习事[239]。杨、平阳陈西贾秦、翟[240]，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241]，数被寇[242]。人民矜懻忮[243]，好气[244]，任侠为奸[245]，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246]，中国委输时有奇羡[247]。其民羯羠不均[248]，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249]，而武灵王益厉之[250]，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251]。故杨、平阳陈掾其间[252]，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253]，民俗懁急[254]，仰机利而食[255]。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256]，起则相随椎剽[257]，休则掘冢作巧奸治[258]，多美物[259]，为倡优[260]。女子则鼓鸣瑟[261]，跕屣[262]，游媚贵富[263]，入后宫，遍诸侯[264]。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个足，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为小气俭省，熟悉世故。杨与平阳两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屡次遭受掠夺。人民崇尚强直、好胜，以扶弱抑强为己任，不愿从事农商诸业。但因邻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三家尚未分晋之时就已经对其慓悍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和平阳两地的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慷慨悲声歌唱，白天纠合一起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作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色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常弹奏琴瑟，拖着鞋子，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献媚讨好，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265]。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266]。濮上之邑徙野王[267]，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然而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北面通燕、涿，南面有郑、卫。郑、卫风俗与赵相似，但因地靠梁、鲁，稍显庄重而又注重节操。卫君曾从濮上的帝丘迁徙到野王，野王地区民俗崇尚气节，扶弱抑强，这是卫国的遗风。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268]。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269]，人民希[270]，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271]，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272]。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侵扰，民俗大致与赵、代地区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扼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273]，其阴则齐[274]。
洛阳东去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
齐带山海[275]，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276]。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277]，难动摇[278]，怯于众斗，勇于持刺[279]，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280]。
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
而邹、鲁滨洙、泗[281]，犹有周公遗风[282]，俗好儒[283]，备于礼[284]，故其民龊龊[285]。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286]。
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剑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夫自鸿沟以东[287]，芒、砀以北[288]，属钜野[289]，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游)〔于〕成阳[290]，舜渔于雷泽[291]，汤止于毫。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292]，致其蓄藏[293]。
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到钜野，这是过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会。以前，唐尧兴起于成阳，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定都于毫。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君子很多，喜好农事，虽然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求得财富的积蓄。
越、楚则有三俗[294]。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295]。陈在楚夏之交[296]，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297]，矜己诺[298]。
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慓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299]。浙江南则越[300]。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301]，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302]。与闽中、于越杂俗[303]，故南楚好辞[304]，巧说少信。江南卑湿[305]，丈夫早夭[306]。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307]，取之不足以更费[308]。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309]，与江南大同俗[310]，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311]。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312]。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313]。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314]。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315]。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316]，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传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经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也是一个都市。当地民俗混杂，好事。多以经商为业。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做“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317]，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318]，大体如此矣。
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出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319]，或火耕而水耨[320]，果隋蠃蛤[321]，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322]，无饥馑之患，以故眥窳偷生[323]，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众，数被水旱之害[324]，民好畜藏[325]，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326]。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327]，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328]？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329]。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330]，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331]。其在闾巷少年[332]，攻剽椎埋[333]，劫人作奸[334]，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335]，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336]，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337]，设形容[338]，揳鸣琴[339]，揄长袂[340]，蹑利屣[341]，目挑心招[342]，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343]，犯晨夜[344]，冒霜雪，驰阬谷[345]，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346]。博戏驰逐[347]，斗鸡走狗，作色相矜[348]，必争胜者，重失负也[349]。医方诸食技术之人[350]，焦神极能[351]，为重糈也[352]。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353]，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354]。农工商贾畜长[355]，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356]，终不余力而让财矣[357]。
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了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谚曰：“百里不贩樵[358]，千里不贩籴[359]。”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360]；百岁，来之以德[361]。德者，人物之谓也[362]。今有无秩禄之奉[363]，爵邑之入[364]，而乐与之比者[365]，命曰：“素封[366]”。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367]。千户之君则二十万[368]，朝觐聘享出其中[369]。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370]，百万之家则二十万[371]而更徭租赋出其中[372]。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373]。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374]，牛蹄角千[375]，千足羊[376]，泽中千足彘[377]，水居千石鱼陂[378]，山居千章之材[379]。安邑千树枣[380]；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381]，河济之间千树萩[382]；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383]；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384]，若千亩卮茜[385]，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386]。然是富给之资也[387]，不窥市井[388]，不行异邑[389]，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390]。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391]，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392]，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393]。是以无财作力[394]，少有斗智[395]，既饶争时[396]，此其大经也[397]。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398]，则贤人勉焉[399]。是故本富为上[400]，末富次之[401]，奸富最下[402]。无岩处奇士之行[403]，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404]。
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405]，伯则畏惮之[406]，千则役[407]，万则仆[408]，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409]，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410]，酤一岁千酿[411]，醯酱千瓨[412]，浆千甔[413]，屠牛羊彘千皮[414]，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415]，船长千丈[416]，木千章[417]，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418]，牛车千两[419]，木器髤者千枚[420]，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421]，马蹄躈千[422]，牛千足，羊彘千双[423]，僮手指千[424]，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425]，榻布皮革千石[426]，漆千斗，糵麴盐豉千答[427]，鲐鮆千斤[428]，鲰千石[429]，鲍千钧[430]，枣栗千石者三之[431]，狐貂裘千皮[432]，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433]，佗果菜千钟[434]，子贷金钱千贯[435]节驵会[436]，贪贾三之[437]，廉贾五之[438],此亦比千乘之家[439],其大率也[440]。佗杂业不中什二[441]，则非吾财也[442]。
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443]，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444]。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445]。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446]，独夫妻推辇[447]，行诣迁处[448]。诸迁虏少有余财[449]，争与吏[450]，求近处[451]，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452]。吾闻汶山之下[453]，沃野，下有蹲鸱[454]，至死不饥。民工于市[455]，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456]，大喜，即铁山鼓铸[457]，运筹策[458]，倾滇蜀之民[459]，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460]。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461]，富埒卓氏[462]，俱居临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463]，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464]，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465]。然其赢得过当[466]，愈于纤啬[467]，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468]。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469]，以铁冶起[470]，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471]，俛有拾[472]，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473]。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474]，以曹邴氏也[475]。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俗贱奴虏[476]，而刀间独爱贵之[477]。桀黠奴[478]，人之所患也[479]，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480]，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481]。故曰：“宁爵毋刀”[482]，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483]。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人既纤[484]，而师史尤甚[485]，转毂以百数[486]，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487]，贫人学事富家[488]，相矜以久贾[489]，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490]，故师史能致七千万[491]。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之先[492]，为督道仓吏[493]。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494],而任氏独窖仓粟[495]。楚汉相距荥阳也[496],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497]，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498]，力田畜[499]。田畜人争取贱贾[500]，任氏独取贵善[501]。富者数世[502]。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503]，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为闾里率[504]，故富而主上重之[505]。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塞之斥也[506]，唯桥姚已致马千匹[507]，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508]。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兵起时[509]，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510]，赍贷子钱[511]，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512]，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513]，其息什之[514]。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515]。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516]，田啬、田兰[517]。韦家栗氏[518]，安陵、杜杜氏[519]，亦巨万。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520]。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521]，尽椎埋去就[522]，与时俯仰[523]，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524]，以武一切[525]，用文持之[526]，变化有概[527]，故足术也[528]。若至力农畜[529]，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530]，大者倾郡[531]，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532]，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533]，而秦扬以盖一州[534]。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535]。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536]。行贾，丈夫贱行也[537]，而雍乐成以饶[538]。贩脂[539]，辱处也[540]，而雍伯千金[541]。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542]，薄技也[543]，而郅氏鼎食[544]。胃脯[545]，简微耳[546]，浊氏连骑[547]。马医，浅方[548]，张里击钟[549]。此皆诚壹之所致[550]。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551]，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552]，不肖者瓦解[553]。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54]。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素封”者？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