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孙会宗书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厎，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推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庭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末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滛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
杨恽是司马迁外孙，其父曾任丞相，素有才干。他初为郎官，因上告霍氏（霍光的子孙）谋反有功而被封为平通侯，旋即升中郎将，直至郎中令，在朝廷很有声望。他为人坦率，刚直无私，秉性傲岸，好“揭人阴私”，故招来许多人的怨恨和嫉妒。后遭皇帝近臣太仆戴长乐诬告，而被贬为庶人。杨恽自然心怀不满，闲居后便治产业，造宅室，引起朝臣非议。友人安定郡太守孙会宗为此心感不安，便写信告诫他，认为大臣废退，当闭门惶恐，做出一种可怜样，而不应该治产业，通宾客。于是，杨恽便针对此信写了这篇流传千古的《报孙会宗书》，同时也因此信而触怒皇帝被腰斩长安，就连妻子女也被流配酒泉郡。杨恽因一封信而遭此杀身之祸，的确令人可悲可叹。清人吴楚材言：“宣帝处恽，不以戴长乐所告事，而以报会宗一书，异哉帝之失刑也。”（《古文观止》）可见这封信之非同一般了。
杨恽在这封书信的开首即言明致书孙会宗的缘由。信中他称自己“材朽行秽”，因“遭遇时变，以获爵位”，而“终非其任，卒与祸会”的不幸遭际。值此困顿之时，友人孙会宗不远千里“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他自然是感激万分了，但令他深为遗憾的则是孙会宗并不理解他，而是“猥随俗之毁誉”。失望、愤慨之余，他只好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而“略陈其愚”了。
信中他陈述自己沐浴皇恩，“总领从官，与闻政事”，但却不能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负窃位素飡之责久矣”。“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于是只好退而以小人自况，“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又因此而遭世人讥议，这令他深感不解和愤懑。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合乎天理人情，“圣人弗禁”，因此他才有“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奋袖低昂，顿足起舞”的“淫荒无度”之举了。并且还要行“贾竖之事”，“逐什一之利”。他以“君子”、“小人”，“卿大夫”、“庶人”的志尚不同替自己辩解：“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孙会宗怎么能用“君子”、“卿大夫”的标准来要求我这个“小人”、“庶人”呢？接着他以“习俗移人”之说，给孙会宗以有力回击：你从“西河魏土”这样人杰地灵的地方调到“子弟贪鄙”的“昆夷旧壤”，你的志尚便也不言自明了。其尖刻、辛辣之气，愤慨之情，借给孙会宗的信完全表达了出来。
通读这篇不足七百字的书信，一股沉重、幽怨、愤激的情绪深深地攫住了人的心灵，一个有血有肉，敢于蔑视皇权，不顾封建礼法和世俗相抗争者的傲岸不羁的形象跃然纸上。
身为丞相之子、官居显要的杨恽，秉性刚直，敢想敢言，年轻时即以材能称，好结交英俊，名显朝廷。他在职期间任用贤能，崇法尚令，革除积弊。据《汉书》本传载：“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正因为他的这一番作为得罪了朝中的权贵佞幸，于是就有人给他制造流言蜚语，最终被皇帝黜免。如果换了别人，也许只能“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安分守己，徒唤奈何而了此一生了。但心怀不满的杨恽却没有走这条世俗为废退臣子所规定的结局。相反，他利用尚有余禄，“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以“小人”、“下流之人”自居。卿大夫化民为求仁义，他却甘为庶人，追逐物利。表面看，这是杨恽的“堕落”，实则是他对皇权、对不公正命运的反抗，只不过他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曲折地宣泄罢了。形式上的荒淫无度，饮酒作乐，追逐钱财的小人之行为，实质上是一个志存高远、“轻财仗义”之士的更为深层的内心痛苦，更是他敢于反抗、傲岸不羁的性格的表现。如果说他的这些言行已经招致朝廷不满的话，那么他所吟唱的那首秦曲则更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了：“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据《汉书》注家张晏解释：“山高而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豆，贞实之物，当在囷仓，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既然朝政如此腐败，小人当道，方正不能见容，而己又无回天之力，便只好长歌当哭。“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徒自安慰罢了。这首秦歌如此大胆地抨击朝政，当皇帝读到它时，杨恽被杀身的结局也就成为必然的了。杨恽的悲剧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性。自杨恽后，类似的文字狱，历代真是数不胜数。从杨恽来说，他不识“去就之分”，不遵从“温良恭俭让”的封建礼法；他豪迈不羁，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以至敢于蔑视皇权，奋力抗争，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他的毁灭。
杨恽这篇血泪凝成的文字，“满腹牢骚，触之倾吐，虽极蕴藉处，皆极愤懑”（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通篇行文沉郁顿挫，感情激越深沉，且多借正言反说、反言正说的方式，曲折淋漓地表达了一个废退臣子饱含冤屈、沉重愤激的情绪，刻画出一个敢于反抗世俗压力，蔑视权贵、桀骜不驯的鲜明人物形象。
杨恽(？—前45)，西汉家。字子幼，汉族，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曾任左曹，后因告发霍氏（霍光子孙）谋反有功，封平通侯，迁中郎将。神爵元年(前61)升为诸吏光禄勋，位列九卿。其父杨敞曾两任汉宣帝时丞相，其母司马英是著名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的女儿。其文章《报孙会宗书》被后人认为颇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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