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　性恶篇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_[1]也。

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今人之性_[2]，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_[3]，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_[4]。然则从人之性_[5]，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_[6]，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人的本性，一生下来就有喜欢财利之心，依顺这种人性，所以争抢掠夺就产生而推辞谦让就消失了；一生下来就有妒忌憎恨的心理，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残杀陷害就产生而忠诚守信就消失了；一生下来就有耳朵、眼睛的贪欲，有喜欢音乐、美色的本能，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淫荡混乱就产生而礼义法度就消失了。这样看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抢掠夺，一定会和违犯等级名分、扰乱礼义法度的行为合流，而最终趋向于暴乱。所以一定要有了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人们才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而最终趋向于安定太平。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_[7]，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_[8]。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_[9]，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_[10]。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_[11]。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所以弯曲的木料一定要依靠整形器进行薰蒸、矫正，然后才能挺直；不锋利的金属器具一定要依靠磨砺，然后才能锋利。人的本性邪恶，一定要依靠师长和法度的教化才能端正，要得到礼义的引导才能治理好。人们没有师长和法度，就会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没有礼义，就会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古代圣明的君王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因此给他们建立了礼义、制定了法度，用来强制整治人们的性情而端正他们，用来驯服感化人们的性情而引导他们。使他们都能从遵守秩序出发、合乎正确的道德原则。现在的人，能够被师长和法度所感化，积累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遵行礼义的，就是君子；纵情任性、习惯于恣肆放荡而违反礼义的，就是小人。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孟子曰_[12]：“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_[13]，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_[14]。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孟子说：“人们要学习的，是那本性的善良。”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_[15]。”

我说：这是不对的。这是还没有能够了解人的本性，而且也不明白人的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之间的区别的一种说法。大凡本性，是天然造就的，是不可能学到的，是不可能人为造作的。礼义，才是圣人创建的，是人们学了才会、努力从事才能做到的。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不可能人为造作的东西，叫做本性；人身上可以学会、可以通过努力从事而做到的，叫做人为；这就是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的区别。那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用来看，耳朵可以用来听。那可以用来看东西的视力离不开眼睛，可以用来听声音的听力离不开耳朵。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不可能学到是很清楚的了。

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_[16]，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_[17]，故曰目明而耳聪也_[18]。

孟子说：“今时人性的善良，必都是因为丧失本性的缘故。”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_[19]，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我以为，若这样说那就错了。今人之本性，必然因为生来就离弃质朴和天资而丧失掉。由此来看，说人性为恶就毫无疑问了。所说的人之本性善良，因不离弃质朴而美好，因不离弃天资而获益。这天资、质朴与美的关系，心性与善良的关系，如同能看得明白须离不开眼睛，能听得清楚须离不开耳朵一样。因而说，有目才能物明，有耳才能声清。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

人的本性，饿了想吃饱，冷了想穿暖，累了想休息，这些就是人的情欲和本性。人饿了，看见父亲兄长而不敢先吃，这是因为要有所谦让；累了，看见父亲兄长而不敢要求休息，这是因为要有所代劳。儿子对父亲谦让，弟弟对哥哥谦让；儿子代替父亲操劳，弟弟代替哥哥操劳；这两种德行，都是违反本性而背离情欲的，但却是孝子的原则、礼义的制度。所以依顺情欲本性就不会推辞谦让了，推辞谦让就违背情欲本性了。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邪恶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_[20]。故陶人埏埴而为器_[21]，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_[22]，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_[23]，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_[24]。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_[25]。

有人问：“人的本性是邪恶的，那么礼义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_[26]，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_[27]；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我回答他说：所有的礼义，都产生于圣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原先产生于人的本性。制作陶器的人搅拌揉打粘土而制成陶器，那么陶器产生于陶器工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原先产生于人的本性。木工砍削木材而制成木器，那么木器产生于工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原先产生于人的本性。圣人深思熟虑、熟悉人为的事情，从而使礼义产生了、使法度建立起来了，那么礼义法度便是产生于圣人的人为努力，而不是原先产生于人的本性。至于那眼睛爱看美色，耳朵爱听音乐，嘴巴爱吃美味，内心爱好财利，身体喜欢舒适安逸，这些才都是产生于人的本性的东西，是一有感觉就自然形成、不依赖于人为的努力就会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些并不由感觉形成、一定要依靠努力从事然后才能形成的东西，便叫做产生于人为。这便是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所产生的东西及其不同的特征。圣人改变了邪恶的本性而作出了人为的努力，人为的努力作出后就产生了礼义，礼义产生后就制定了法度。那么礼义法度这些东西，便是圣人所创制的了。圣人和众人相同而跟众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是先天的本性；圣人和众人不同而又超过众人的地方，是后天的人为努力。那爱好财利而希望得到，这是人的本性。假如有人弟兄之间要分财产而依顺爱好财利而希望得到的本性，那么兄弟之间也会反目为仇、互相争夺了；如果受到礼义规范的教化，那就会推让给国内所有的人了。所以依顺本性，那就兄弟相争；受到礼义教化，那就会推让给国内所有的人了。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性而已_[28]，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性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一般地说，人们想行善，正是因为其本性邪恶的缘故。那微薄的希望丰厚，丑陋的希望美丽，狭窄的希望宽广，贫穷的希望富裕，卑贱的希望高贵，如果本身没有它，就一定要向外去追求；所以富裕了就不羡慕钱财，显贵了就不羡慕权势，如果本身有了它，就一定不会向外去追求了。由此看来，人们想行善，实是因为其本性邪恶的缘故。人的本性，本来是没有什么礼义观念的，所以才努力学习而力求掌握它；本性是不懂礼义的，所以才开动脑筋而力求了解它。那么如果只有本性，人就不会有礼义，就不会懂得礼义。人没有礼义就会混乱无序，不懂礼义就会悖逆不道。那么如果人只有本性，在他身上就只有逆乱了。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孟子曰：“人之性善。”

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_[29]？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埶_[30]，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_[31]，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我说：这不对。凡是从古到今、普天之下所谓的善良，是指端正顺理安定有秩序；所谓的邪恶，是指偏邪险恶悖逆作乱。这就是善良和邪恶的区别。果真认为人的本性本来就是端正顺理安定守秩序的吧，那么又哪里用得着圣明的帝王、哪里用得着礼义了呢？即使有了圣明的帝王和礼义，在那端正顺理安定守秩序的本性上又能增加些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这样，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古代的圣人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悖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所以给他们确立了君主的权势去统治他们，彰明了礼义去教化他们，建立起法治去管理他们，加重刑罚去限制他们，使天下人都从遵守秩序出发、符合于善良的标准。这就是圣明帝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如果抛掉君主的权势，没有礼义的教化，废弃法治的管理，没有刑罚的制约，站在一边观看天下民众的相互交往；那么，那些强大的就会侵害弱小的而掠夺他们，人多的就会欺凌人少的而压制他们，天下人悖逆作乱而各国互相灭亡的局面不等片刻就会出现了。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_[32]，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_[33]。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檃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对现代有验证；善于谈论天的人，一定对人事有应验。凡是议论，可贵的在于像契券般可核对、像信符般可检验。所以坐着谈论它，站起来就可以部署安排，推广出去就可以实行。现在孟子说“人的本性善良”，没有与它相契合的证据及可以验证的凭据，坐着谈论它，站起来不能部署安排，推广出去不能实行，这难道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认为人的本性善良，那就会摒除圣明的帝王、取消礼义了；认为人的本性邪恶，那就会拥护圣明的帝王、推崇礼义了。整形器的产生，是因为有弯曲的木料；墨线墨斗的出现，是因为有不直的东西；置立君主，彰明礼义，是因为人的本性邪恶。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始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1>，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

_[34]礼义积伪：使积伪为礼义。“礼义”用作使动词。_[35]瓦埴：使埴为瓦。“瓦”用作使动伺。_[36]器木：使木为器。“器”用作使动词。_[37]辟：通“譬”。 亦：《集解》作“则”，据宋浙本改。_[38]尧：见第二篇注。 舜：见第三篇注。 桀、跖：见第一篇注。_[39]有：通“又”。 禹：见第二篇注。_[40]睢：另作“孳”。

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2>？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3>？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4>。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5>，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6>，曷贵君子矣哉！凡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雎<7>（另作“孳”），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_[41]曾、骞：指曾参[shēn 音身]、闵子骞，都是孔子的学生，以孝著名。 孝己：殷高宗的长子，也以孝著名。“己”字《集解》作“已”，据宋浙本改，下同。_[42]綦[qí 音其]：极。_[43]具：当为“共”字之误。“共”通“恭”。“孝恭”承“父子之义”而言。 文：原作“父”，当为“文”字之误。“文”指有礼节。“敬文”承“夫妇之别”而言。_[44]睢：另作“孳”，全文均如此。

_[45]涂：通“途”。涂之人：路上的人，指普通老百姓。 禹：指圣贤之人。_[46]唯：通“雖”。_[47]本：掌握。夫：那。可知之理、可能之具：当作“可知、可能之理”。_[48]伏：通“服”。_[49]加日：累日。县：同“悬”，维系。_[50]参：崇拔，立于。

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1>，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2>。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共敬文者<3>（按：“共”同“恭”，原文作“具”有误），何也？以秦人从情性，安恣雎（另作“孳”，全文同），慢于礼义故也<4>，岂其性异矣哉！

_[51]使：迫使，指由别人迫使他去做到。

尧问舜说：“人之常情怎么样？”

“涂之人可以为禹<1>。”曷谓也？

舜回答说：“人之常情很不好，又何必问呢？有了妻子儿女，对父母的孝敬就减弱了；嗜好欲望满足了，对朋友的守信就减弱了；爵位俸禄满意了，对君主的忠诚就减弱了。人之常情啊！人之常情啊！很不好，又何必问呢？只有贤德的人不是这样。”

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2>。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3>，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4>，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5>，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6>。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有圣人的智慧，有士君子的智慧，有小人的智慧，有奴仆的智慧。话说得多，但合乎礼义法度，整天谈论他的理由，说起话来旁征博引、千变万化，它的纲纪法度则始终一致，这是圣人的智慧。话说得少，但直截了当而简洁精练，头头是道而有法度，就像用墨线扶持着一样，这是士君子的智慧。他的话奉承讨好，行为却与说的相反，他做事经常后悔，这是小人的智慧。说话快速敏捷但没有法度，技能驳杂，广博而无用，分析问题迅速、遣词造句熟练但无关紧要，不顾是非，不讲曲直，把希望胜过别人作为心愿，这是奴仆的智慧。

有上等的勇敢，有中等的勇敢，有下等的勇敢。天下有了中正之道，敢于挺身捍卫；古代的圣王有正道传下来，敢于贯彻执行他们的原则精神；上不依顺动乱时代的君主，下不混同于动乱时代的人民；在仁德存在的地方不顾贫苦穷厄，在仁德丧失的地方不愿富裕高贵；天下人都知道他，就要与天下人同甘共苦；天下人不知道他，就岿然屹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畏惧：这是上等的勇敢。礼貌恭敬而心意谦让，重视中正诚信而看轻钱财，对于贤能的人敢于推荐而使他处于高位，对于不贤的人敢于把他拉下来罢免掉：这是中等的勇敢。看轻自己的生命而看重钱财，不在乎闯祸而又多方解脱苟且逃避罪责；不顾是非、正误的实际情况，把希望胜过别人作为自己的心愿：这是下等的勇敢。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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