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 儒效篇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1]，恶天下之倍周也[2]。履天子之籍[3]，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4]，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5]，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6]。能则天下归之[7]，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8]，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9]，今无天下，非擅也[10]；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11]。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12]，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13]。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14]，天下厌然犹一也[15]。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伟大的儒者所起的作用是：周武王去世时，成王还年幼，周公旦拥护成王而继承武王之位来统辖天下，是因为他担心天下人要背叛周家王朝。他登上了天子之位，处理天下的决策，心安理得地就像他本来就该拥有这样的权力似的，而天下人并不说他贪婪；他杀了管叔，使殷国国都成了废墟，但天下人并不说他凶暴；他全面控制了天下，设置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出于周王家族的姬姓诸侯就占了五十三个，但天下人并不说他偏私。他教诲、开导成王，使成王明白礼义之道，从而能踏着文王、武王的足迹继续前进。周公把周家的天下和王位归还给成王，而天下人并没有停止事奉周王朝，然后周公才回到臣位上，北面而朝拜成王。天子这种职权，不可以让年幼的人掌管，也不可以由别人代理行使。能负担起这个重任，天下人就会归顺他；不能，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因此周公拥护成王而继承武王之位来统辖天下，是怕天下人背叛周王朝。成王行了冠礼，已经成人，周公便把周家的天下和王位归还给成王，以此来表明他不灭掉嫡长子的道义。于是周公就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了。他过去拥有天下，现在没有天下，这并不是禅让；成王过去没有天下，现在拥有了天下，这并不是篡夺；这是君权更替的法定次序受礼法节制而正应如此。所以周公以旁支的身份来代替嫡长子执政并不算超越本分，以弟弟的身分诛杀兄长管叔也不算残暴，君与臣变换了位置也不算不顺。周公凭借天下人的同心合力，完成了文王、武王的事业，彰明了庶子与嫡长子之间的关系准则，虽然尽权变之能事，但天下却安安稳稳地始终如一。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可以说是伟大的儒者所起的作用。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16]：“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17]。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18]；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19]，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20]，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21]。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22]，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仲尼将为司寇[23]，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24]，公慎氏出其妻[25]，慎溃氏逾境而徙[26]，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27]，必蚤正以待之也[28]。居于阙党[29]，阙党之子弟罔不必分[30]，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31]。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秦昭王问荀子说：“儒者对于人世间的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吧？”荀子说：“儒者，是效法古代的圣明帝王、崇尚礼义、要使臣子谨慎守职而极其敬重他们君主的人。君主如果任用他们，那么他们位在朝廷而合宜地处理政事；如果不用他们，那么他们就退身归入百姓行列而谨慎老实地做人；无论如何，他们一定做一个顺从的臣民。他们即使贫穷困苦、受冻挨饿，也一定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财利；即使没有立锥之地，也深明维护国家的大义；即使大声疾呼而没有人能响应他们，可是他们精通管理万物、养育人民的纲领。如果他们的地位在别人之上，那就是当天子、诸侯的干才；如果在别人之下，那就是国家的能臣、国君的宝贵财富。即使隐居在偏僻的里巷与狭小简陋的房屋之中，人们也没有不尊重他们的，因为治国之道确实掌握在他们手中。孔子将要担任鲁国司法大臣的时候，沈犹氏不敢再在早晨喂自己的羊喝水了，公慎氏休掉了自己的妻子，慎溃氏越境搬走了，鲁国卖牛马的也不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总是预先用正道去对待人们的缘故。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阙党的子弟将网获的鱼兽进行分配时，有父母亲的子弟就多得一些，这是因为孔子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感化了他们。儒者在朝廷上当官，就能使朝政完美；在下面做个老百姓，就能使风俗完美。儒者做臣民时就像这样的啊。”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脩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32]。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33]。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34]。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35]。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36]：‘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37]。’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昭王曰：“善！”
秦昭王说：“那么儒者当了君主又怎么样呢？”荀子说：“儒者当了君主，影响就广大了。他在内心意志坚定；于是在朝廷上，礼节就会整饬；在官府中，法律准则、规章制度就会公正不阿；在民间，忠诚、老实、仁爱、利人等美德就会蔚然成风。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而能取得天下，他也不干。这种做君主的道义被人民相信了，传遍了四面八方，那么天下的人就会像异口同声地欢呼一样来响应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明显卓著而天下得到了治理的缘故。所以近处的人歌颂他而且热爱他，远处的人竭力奔走来投奔他。四海之内就像一个家庭似的，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没有谁不服从。这可以称作是人民的君长了。《诗》云：‘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哪个不服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儒者做臣民的时候像上述那样，他当了君主就像这样，怎么能说他们对于人世间的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呢？”秦昭王说：“讲得好。”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38]。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39]，君子之所道也。
古代圣明帝王的政治原则，是仁德的最高体现，因为他们是顺着中正之道来实行它的。什么叫做中正之道呢？我要说：礼义就是这种中正之道。我所谓的原则，不是指上天的运动规律，也不是指大地的变化规律，而是指人类所要遵行的准则，是君子所遵循的原则。
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40]，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41]。相高下，视墝肥，序五种[42]，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43]，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44]，陈绳墨，便备用[45]，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46]，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47]。若夫謪德而定次[48]，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49]，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50]，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51]，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主张“节用”“节葬”，反对礼乐，主张兼爱、平等。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52]，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53]，“坚白”、“同异”之分隔也[54]，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55]。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56]，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好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57]。《诗》曰[58]：“为鬼、为蜮[59]，则不可得；有靦面目[60]，视人罔极[61]？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
君子的所谓贤能，并不是能够全部做到别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君子的所谓智慧，并不是能够全部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君子的所谓善辩，并不是能够全部辩明别人所辩论的一切；君子的所谓明察，并不是能够全部观察到别人所观察的一切；君子的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啊。观察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贫瘠与肥沃，安排各种庄稼的种植季节，君子不如农民；使财物流通，鉴别货物的好坏，区别货物的贵贱，君子不如商人；使用圆规和矩尺，弹划墨线，完善各种器具，君子不如工人。不顾是与非、对与不对的实际情况，互相贬抑，互相污辱，君子不如惠施、邓析。至于评估德行来确定等级，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使有德与无德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地位，有才能与没有才能的人都得到应有的职事，使各种事物都得到适宜的处置，突发的事变都得到相应的处理，使慎到、墨翟不能推出他们的言论，惠施、邓析不敢贩卖他们貌似明察的诡辩，说话一定符合道理，做事一定符合要求，这些才是君子所擅长的。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62]，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63]，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64]，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65]，虽行貣而食[66]，人谓之富矣。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是杆杆亦富人已[67]，岂不贫而富矣哉？
凡是事情和行为，有益于治理的就做它，无益于治理的就不做它，这叫做正确地处理事情。凡是知识和学说，有益于治理的就确立它，无益于治理的就废除它，这叫做正确地对待学说。事情和行为不得当，就叫做奸邪的事情；知识和学说不得当，就叫做奸邪的学说。奸邪的事情、奸邪的学说，是太平盛世所抛弃的，却是混乱的社会所依从的。至于天地间盈和虚的互相转化，“坚白”、“同异”的分辨，这是耳朵灵敏的人也不能听懂的，是眼睛明亮的人也不能看清楚的，是能言善辩的学者也不能说明白的，即使有了圣人的智慧，也不能很快地将它们点明。但是，不知道这些学说，君子还是君子；懂得这些学说，小人还是小人。工匠不了解这些，无害于掌握技巧；卿大夫不懂得这些，无害于从事政治。帝王、诸侯爱好这些学说，就会乱了法度；老百姓喜欢这些学说，就会把各项工作搞乱。但是那些狂妄糊涂、愚蠢浅陋的人，却率领着他们的一伙门徒，辩护他们的主张学说，阐明他们的比喻引证，一直到自己衰老了、儿子长大了，也不知道厌恶那一套。这可以叫做极端的愚蠢，还不如爱好鉴别鸡狗的优劣倒可以出名。《诗》云：“你若是鬼是短狐，那就无法看清楚；你的面目这样丑，给人看就看不透？作此好歌唱一唱，用来揭穿你的反复无常。”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争之则失，让之则至；遵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之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曰[68]：“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
“我想由下贱变成高贵，由愚昧变成明智，由贫穷变成富裕，可以吗？”回答说：那就只有学习啦。那些学习的人：能遵行学到的东西，就可称为士人；能勤奋努力的，就是君子；能精通学到的东西，就是圣人。最高可以成为圣人，至少也可以成为士人、君子，谁还能阻止我上进呢？过去嘛，浑浑沌沌是个路上的普通人，一会儿就可以和尧、禹这样的贤君并列在一起，这难道不是由下贱变得高贵了吗？过去嘛，考查他对门外和室内的礼节有什么分别，他也糊里糊涂竟不能判断，一会儿就能追溯仁义的本源，分辨是非，运转天下事于手掌之中就像辨别黑白一样容易，这难道不是由愚昧变得明智了吗？过去嘛，是个空无所有的人，一会儿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都在他这儿了，这难道不是由贫穷变得富裕了吗？现在如果在这儿有这么一个人，他零零碎碎地收藏着价值千金的珍宝，那么即使他靠外出乞讨来糊口，人们也还是说他富有。他的那些珍宝，穿它吧，又不能穿；吃它吧，又不能吃；卖它吧，又不能很快地出售。但是人们却说他富有，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最值钱的宝器的的确确在他这儿吗？这样看来，那知识广博的学者也就是富有了，这岂不是由贫穷变得富有了么？
鄙夫反是。比周而誉俞少[69]；鄙争而名俞辱；烦劳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诗》曰[70]：“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71]。”此之谓也。
所以君子没有爵位也尊贵，没有俸禄也富裕，不辩说也被信任，不发怒也威严，处境穷困也荣耀，孤独地住着也快乐，难道不是因为那最尊贵、最富裕、最庄重、最威严的实质都聚集在这种学习之中了吗？所以说：尊贵的名声，不可能靠拉帮结派来争得，不可能靠夸耀吹牛来拥有，不可能靠权势地位来劫持，一定要真正地在这学习上下了功夫，然后才能成就。争夺名誉就会丧失名誉，让掉名誉就会得到名誉；遵循正确的原则就能积累名誉，夸耀吹牛就会落个一场空。所以君子致力于自己内在的思想修养而在外谦虚辞让，致力于在自身积累德行而遵循正确的原则去处理一切。像这样，那么尊贵的名声就会像太阳月亮升起，天下人就会像雷霆那样轰轰烈烈地响应他。所以说：君子即使隐居也显赫，即使卑微也荣耀，即使退让也会胜过别人。《诗》云：“鹤在九曲沼泽叫，声音直传到云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故能小而事大，辟之[72]，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无适也[73]。身不肖而诬贤，是犹伛身而好升高也[74]，指其顶者愈众。故明主谲德而序位[75]，所以为不乱也；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76]。《诗》曰[77]：“平平左右[78]，亦是率从。”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
鄙陋的人与此相反。他们拉帮结派而党羽越来越少；卑鄙地去争夺而名声越来越臭；尽心竭力去追求安逸与私利，而自身越来越危险。《诗》云：“小人总是不善良，互相怪怨另一方。争取爵位不谦让，直到自己被灭亡。”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79]，是民德也。行法志坚[80]，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行法志坚，好修正其所闻以矫饰其情性[81]；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82]：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83]，若生四枝[84]；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85]，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86]：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所以能力小而做的事大，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力气小而担子重，除了压碎骨头折断腰，也就没有别的下场了。自己不贤却妄称贤能，这就好像是驼背却喜欢升高一样，指着他的头顶而笑话他的人就会更多。所以英明的君主评定各人的德行来安排官职，是为了不乱加任用；忠诚的臣子确实有能力胜任，然后才敢接受官职，是为了不陷入困境。在君主一方，职分的安排不乱来；在臣下一方，有能力胜任而不致于陷入困境：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了。《诗》云：“左右臣子很能干，遵从君命不违反。”这是说君上和臣下的交往不互相错乱啊。
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87]，分分兮其有终始也[88]，猒猒兮其能长久也[89]，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90]，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91]，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92]，绥绥兮其有文章也[93]，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94]：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把顺从习俗看作美德，把货物钱财看作宝物，把保养身体作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这是老百姓的德行。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不因为个人的欲望而歪曲所听到的东西，像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直的士人了。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喜欢修正自己所听到的东西来矫正自己的性情；他的言论多半是恰当的，但还没有完全说明白；他的行为多半是恰当的，但还没有完全稳妥；他的考虑多半是恰当的，但还不周密；上能发扬广大尊崇的礼义，下能开导不如自己的人：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忠诚厚道的君子了。学习历代众多帝王的法度，就像分辨黑白一样清楚；应付当时的变化，就像数一二一样容易；奉行礼法遵循礼节而习以为常，就像平时伸展四肢一样自如；抓住时机来建立功勋的技巧，就像预告四季的到来一样准确；治理政事、协调百姓的妥善，使亿万群众因而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此其道出乎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95]？曰：尽善挟治之谓神[96]，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
整整齐齐啊他做事有条不紊，威风凛凛啊他能使自己受尊敬，坚定不移啊他有始有终不变更，心满意足啊他能长久得安稳，满腔热忱啊他坚守道义不松劲，洞察一切啊他运用智慧多英明，一丝不苟啊他实施礼法严格遵行，安泰自若啊他掌握礼仪制度有根本，温和快乐啊他喜欢别人的善言善行，忧心忡忡啊他怕别人不守名分：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97]。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98]。《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99]。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100]，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者[101]，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者[102]，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103]，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104]，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105]，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这种圣人的道德品质产生于专一。什么叫做专一？就是：保持神明与稳固。什么叫做神明与稳固？答案是：能使天下尽善尽美通体皆治叫做神明，世间的一切都不能够使他倾斜叫做稳固，做到了神妙与稳固就叫做圣人。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106]，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107]，东面而迎太岁[108]，至汜而泛[109]，至怀而坏[110]，至共头而山隧[111]。霍叔惧曰[112]：‘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113]，飞廉、恶来知政[114]，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115]，暮宿于百泉[116]，厌旦于牧之野[117]。鼓之而纣卒易乡[118]，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119]，偃五兵[120]，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121]。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122]。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圣人，是思想原则的枢纽。天下的思想原则都集中在他这里了，历代圣王的思想原则也统一在他这里了，所以《诗》、《书》、《礼》、《乐》也都归属到他这里了。《诗》说的是其心意；《书》说的是其政事；《礼》说的是其行为；《乐》说的是其和谐心情；《春秋》说的是其微言大义。因此，《国风》之所以不失于流荡的作品，是因为以此去节制它的缘故；《小雅》之所以为小雅，是因为以此去润饰它的缘故；《大雅》之所以为大雅，是因为以此去发扬光大它的缘故；《颂》之所以成为登峰造极的作品，是因为以此去贯通它的缘故。天下的思想原则全在这里了。顺从它的就会有好结果，背离它的就会灭亡。顺从它而没有好结果、违背它而不灭亡的，从古到今，还不曾有过。
造父者[123]，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124]；羿者[125]，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舆固马选矣[126]，而不能以至远、一日而千里，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矣，而不能以射远、中微，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
有个客人说道：“孔子说：‘周公可伟大啦。他身份高贵而更加谦逊有礼，家里富裕而更加节约俭朴，战胜了敌人而更加戒备警惕。’”荀子对答说：“这大概不是周公的行为、也不是孔子的话吧。武王去世时，成王还年幼，周公拥护成王而继承武王，登上了天子之位，背靠屏风而立，诸侯在堂下有礼貌地小步快跑前来朝见。在这个时候，他又对谁谦逊有礼了呢？他全面控制了天下，设置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出于周王家族的姬姓诸侯就独占了五十三个；周族的子孙，只要不是发疯糊涂的人，无不成为天下显贵的诸侯。谁说周公节俭呢？武王讨伐纣王的时候，出发的那天用了兵家禁忌的日子，向东进军，冲犯了太岁，到达汜水时河水泛滥，到达怀城时城墙倒塌，到达共头山时山岩崩落。霍叔恐惧地说：‘出兵三天已遇到了五次灾害，恐怕不行吧。’周公说：‘纣王将比干剖腹挖心，还囚禁了箕子，飞廉、恶来当政，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挑选了良马继续前进，早晨在戚地吃饭，晚上在百泉宿营，等二天黎明来到牧地的郊野。击鼓进攻，纣王的士兵就掉转方向倒戈起义了，于是就凭借商王朝的士兵而诛杀了纣王。原来杀纣王的并不是周国的人，而是依靠了商朝的人，所以周国的将士没有首级、俘虏的缴获，也没有因为冲锋陷阵而得到的奖赏。周国的军队回去以后不再动用铠甲、头盔与盾牌三种皮革制品，放下了各种兵器，会合天下诸侯，创作了乐曲，从此《武》、《象》兴起而《韶》、《护》被废弃了。四海之内，无不转变思想，因为这种教化而归顺周王朝。因此，家家不必关闭大门，走遍天下也没有什么边界。在这个时候，他又对谁戒备警惕了呢？”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127]，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128]，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129]，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130]，邪说畏之，众人媿[131]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132]，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133]。
造父，是天下善于驾驭车马的人，但没有车马就没法表现他的才能。后羿，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但没有弓箭就没法表现他的技巧；伟大的儒者，是善于整治统一天下的人，但没有百里见方的国土就没有办法显示他的功用。如果车子坚固、马匹精干了，却不能用它来到达远方，日行千里，那就不是造父了；弓调好了，箭笔直了，却不能用它来射到远处的东西、命中微小的目标，那就不是后羿了；统辖百里见方的领土，却不能靠它来整治统一天下、制服强暴的国家，那就不是伟大的儒者了。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134]，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135]，解果其冠[136]，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137]，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138]；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139]，然而不知恶者[140]；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141]，举其上客，{亻患}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142]：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143]，则知不能类也[144]；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145]，外不自以欺[146]，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147]，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148]，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149]，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150]，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㤰[151]；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152]：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153]，一朝而伯[154]。
那些伟大的儒者，即使隐居在偏僻的里巷与狭小简陋的房子里，贫无立锥之地，但天子诸侯也没有能力和他竞争名望；虽然他只是处在一个大夫的职位上，但不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所能单独任用，不是一个诸侯国所能单独容纳，他的盛名比于诸侯，各国诸侯无不愿意让他来当自己的臣子；他统辖百里见方的封地，那千里见方的国家也就没有哪一个能与他争胜；他鞭挞强暴的国家，统一天下，也没有谁能推翻他：这就是伟大的儒者所具有的特征。他说话合乎法度，他行动合乎礼义，他做事没有因失误而引起的悔恨，他扶持危险的局势、应付突发的事变处处都恰当；他顺应时世，因时制宜，即使采取上千种措施，遇到上万次变化，但他奉行的原则是始终如一的：这是伟大的儒者的考核标准。他穷困失意的时候，庸俗的儒者讥笑他；他显达得志的时候，英雄豪杰都受到他的感化，怪诞鄙陋的人都逃避他，持异端邪说的人都害怕他，一般民众都愧对他。他得志了就统一天下，不得志就独自树立高贵的名声。上天不能使他死亡，大地不能把他埋葬，桀、跖的时代不能污染他，不是伟大的儒者就没有谁能这样立身处世，仲尼、子弓就是这样的人。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155]，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156]。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157]；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者，有雅正的儒者，有伟大的儒者。不学习请教，不讲求正义，把求取财富实利当作自己的最高目标，这是庸俗的人。穿着宽大的衣服，束着宽阔的腰带，戴着中间高起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只够用来扰乱当代的政治措施；荒谬地学一些东西，杂乱地做一些事，不懂得效法后代的帝王、统一制度，不懂得把礼义置于最高地位而把《诗》、《书》置于次要地位；他的穿戴行为已经与社会上的流俗相同了，但还不知道厌恶这一套；他的言谈议论已经和墨子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他的智慧却不能分辨；他称道古代圣王来欺骗愚昧的人而向他们求取衣食，得到别人的一点积蓄够用来糊口，就得意洋洋了；跟随君主的太子，侍奉君主的宠信小臣，吹捧君主的贵客，提心吊胆好像是终身没入官府的奴隶而不敢有其他的志愿：这是庸俗的儒者。效法后代的帝王，统一制度，推崇礼义而把《诗》、《书》降到次要地位；他的言论和行为已经符合基本的法规了，但是他的智慧却不能补足法制教令没有涉及到的地方和自己没有听见看见的地方，就是他的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懂就说懂，不懂就说不懂，对内不自欺，对外不欺人，根据这种观念而尊重贤人、畏俱法令、不敢懈怠傲慢：这是雅正的儒者。效法古代的圣明帝王，以礼义为纲领，统一制度，根据不多的见闻把握很多的知识，根据古代的情况把握现在的情况，根据一件事物把握上万件事物；如果是合乎仁义的事情，即使存在于鸟兽之中，也能像辨别黑白一样把它辨认出来；奇特的事物、怪异的变化，虽然从来没有听见过，从来没有看到过，突然在某一地方发生，也能应之以道而无所迟疑和不安，衡之以法而如同符节之相合：这是伟大的儒者。所以，君主如果任用庸俗的人，那么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也会灭亡。如果任用了庸俗的儒者，那么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仅能保存。如果任用了雅正的儒者，那么就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小国也能安定。如果任用了伟大的儒者，那么即使只有百里见方的国土也能长久，三年之后，天下就能够统一，诸侯就会成为臣属；如果是治理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一采取措施就能平定天下，一个早晨就能名扬天下。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158]，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页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
没有听到不如听到，听到不如见到，见到不如理解，理解不如实行。学习到了实行也就到头了。实行，才能明白事理，明白了事理就是圣人。圣人这种人，以仁义为根本，能恰当地判断是非，能使言行保持一致，不差丝毫，这并没有其他的窍门，就在于他能把学到的东西付诸行动罢了。所以听到了而没有见到，即使听到了很多，也必然有谬误；见到了而不理解，即使记住了，也必然虚妄；理解了而不实行，即使知识丰富，也必然会陷入困境。不去聆听教诲，不去观摩考察，即使偶尔做对了，也不算是仁德，这种办法采取一百次会失误一百次。
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情[159]，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160]。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161]，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162]。
所以，人要是没有老师、不懂法度，如果有智慧，就一定会偷窃；如果勇敢，就一定会抢劫；如果有才能，就一定会作乱；如果明察，就一定会搞奇谈怪论；如果善辩，就一定会大言欺诈。人要是有了老师、懂了法度，如果有智慧，就会很快通达事理；如果勇敢，就会很快变得威武；如果有才能，就会很快成功；如果明察，就能很快理解一切；如果善辩，就能很快论断是非。所以有老师、懂法度，是人们的一大宝物；没有老师、不懂法度，是人们的一大祸害。
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163]，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164]。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165]，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166]。
人要是没有老师、不懂法度，就会推崇发展本性了；有了老师、懂了法度，就会注重增加学习的积累了；而老师、法度，是从合乎礼义的高尚情操中得来的，并不是禀受于先天的本性，所以也不能够独立地得到完善。本性这种东西，是我们所不能造就的，却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学习的积累，不是我们固有的，却可以造就。对人的安排措置以及习惯风俗，是用来改变本性的；专心致志地学习而不三心二意，是用来造成知识积累的。风俗习惯能改变人的思想，安守习俗的时间长了就会改变人的本质；学习时专心致志而不三心二意，就能通于神明，与天地相并列了。
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167]，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168]，小人则日徼其所恶[169]。《诗》曰[170]：“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此之谓也。
所以，堆积泥土就成为山，积聚水流就形成海，一朝一夕积累起来就叫做年，最高的叫做天，最低的叫做地，空间之中朝六个方向延伸出去叫做极，路上的普通老百姓积累善行而达到了尽善尽美就叫做圣人。这些都是努力追求以后才得到的，努力做了以后才成功的，不断积累以后才高超的，尽善尽美以后才圣明的。所以圣人这种人，实是普通人德行的积累。人积累了锄草耕地的本领就成为农夫，积累了砍削的技巧就成为工匠，积累了贩卖货物的经验就成为商人，积累了合乎礼义的德行就成为君子。工匠的儿子无不继承父亲的事业，而国都里的居民都安心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居住在楚国就像楚国人一样生活，居住在越国就像越国人一样生活，居住在中原各国就像中原各国的人一样生活。这不是天生的本性，而是后天的积习和磨炼使他们这样的啊。
人论[171]。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172]，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173]，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174]：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175]；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176]；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177]。人伦尽矣。
所以人懂得谨慎地措置自己，小心地对待风俗习惯，加强德行的积累和磨炼，就成为君子了；如果放纵本性而不重视学习，就成为小人了。成为君子，就经常会得到安宁与光荣了；成为小人，就经常会遇到危险和耻辱了。凡是人没有不希望安宁、光荣而厌恶危险、耻辱的，但是只有君子才能得到他所喜欢的，小人却是天天在招致他所厌恶的。《诗》云：“有了这些善良人，你不访求不进用；那些狠心残忍者，你却照顾又看重。民众一心想作乱，难道甘愿被残害？”说的就是这个。
君子言有坛宇[178]，行有防表[179]，道有一隆。言道德之求[180]，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181]，不外是矣[182]，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庭也[183]。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184]；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夫是之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
人的类别：思想没有脱离偏邪自私，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大公无私；行为没有脱离污秽肮脏，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善良美好；非常愚昧浅陋，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聪慧明智：这样的人是一般的民众。思想上克制了私心，然后才能出于公心；行动上抑制了本性，然后才能善良美好；聪明而又喜欢请教，然后才能多才多艺：去私为公、行为美好又有才干，可以称为小儒了。思想上习惯于公正无私，行动上习惯于善良美好，智慧能够精通纲纪法度；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大儒这种人，能当天子的三公；小儒，可以当诸侯的大夫或士；民众，只能当工匠、农夫、商人。礼制，是君主用来鉴定群臣等级的标准，人的类别用它来鉴定就能包罗无遗了。
君子说话有界限，行动有标准，主张有专重。说到政治的要求，不低于使国家安定和生存；说到思想的要求，不低于做一个有德才的学士；说到道德的要求，是不背离当代的帝王。谈论政治原则时古得超过了夏、商、周三代便叫做放荡荒诞，谈到法度时背离了当代的帝王便叫做不正。使自己的主张或高、或低、或小、或大，都不超越这个原则范围，这就是君子能使自己的思想活跃奔放而又保持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内的原因啊。所以诸侯询问政治，如果不涉及如何使国家安定而存在下去，就不告诉他；一般人来求学，如果不涉及如何做一个有德才的学士，就不教他；各家的学说，如果不涉及当代的帝王，就不听它。这就叫做君子说话有界限、行动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