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 富国篇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1],数也。人伦并处[2],同求而异道[3],同欲而异知[4],生也[5]。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6],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7];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8],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9],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10]。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11],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12],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13]。
万物并存于宇宙之中而形体各不相同,它们不能主动地迎合人们的需要却对人都有用,这是一条客观规律。人类群居在一起,同样有追求而思想原则却不同,同样有欲望而智慧却不同,这是人的本性。人们都有所认可,这是智者和蠢人相同的;但各人所认可的事物是不同的,这是智者和蠢人的区别。如果人们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谋取私利而不受惩罚,随心所欲而不会碰壁,那么人们将奋起争竞,求取私欲,而不可说服了。像这样,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不能进行治理;有智慧的人不能治理,那么他们的功业和名望就不能成就;他们的功业名望不能成就,那么人群就不会有等级差别;人群没有等级差别,那么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就不能确立。没有君主来统制臣子,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那么天下的祸害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人们需要和厌弃同样的东西,可是需要的多而东西少,东西少就一定会发生争夺了。用来供养一个人的,是各行各业的人所制成的产品。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同时精通所有的技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如果离群索居而不互相依靠就会陷入困境,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就会发生争夺。陷于困境,是一种祸患;争夺,是一种灾难。要消除祸患免除灾难,就没有比明确各人的名分、使人们结合成社会群体更好的了。如果强暴的威胁弱小的,聪明的害怕愚昧的,下民违抗君上,年轻的欺凌年长的,不根据礼义道理来治理政事,像这样,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就会有无人扶养的忧虑,而身强力壮的人也会有分裂相争的祸患了。做事干活是人们所厌恶的,功名利益是人们所喜欢的,如果各人的职事没有名分规定,像这样,那么人们就会有事情难以兴办而互相争夺功劳的祸患了。男女的结合、夫妇的区别、娶妻出嫁、定亲送礼、送女迎亲等如果没有礼制规定,那么人们就会有失去配偶的忧虑,而有争夺女色的祸患了。所以智者给人们制定了名分。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14]。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15],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16];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17]?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18],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19],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它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20]:“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21]。”此之谓也。
使国家富足的途径: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并妥善贮藏那多余的粮食财物。节约费用依靠礼制,使民众富裕依靠政策。推行节约费用的制度,所以粮食财物会有盈余;实行使民众富裕的政策,所以民众会富裕起来。民众富裕了,那么农田就会被多施肥并且得到精心的耕作;农田被多施肥并且得到精心耕作,那么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增长上百倍。国君按照法律规定向他们收税,而臣民按照礼制规定节约地使用它们。这样,余粮就会堆积如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它们。那君子哪里还用担心没有余粮呢?所以,懂得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一定会享有仁爱、正义、圣明、善良的名声,而且还会拥有丰富得像山陵一样的积蓄。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由于贯彻了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的方针。不懂得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那么民众就会贫困;民众贫困了,那么农田就会贫瘠而且荒芜;农田贫瘠而且荒芜,那么生产出来的谷物就还达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这样,国君即使热衷于索取侵占掠夺,仍将得到很少;如果有时还没有按照礼制规定节约地使用它们,那就一定会有贪婪搜刮的名声,而且还会有粮仓空空穷困贫乏的实际后果。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的办法。《康诰》说:“广大地庇护民众啊就像上天覆盖大地,遵行礼义道德就能使你本人也得到富裕。”说的就是这个啊。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22]。故天子袾裷、衣冕[23],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24],士皮弁、服[25]。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26],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27],必时臧余,谓之称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28]:“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此之谓也。
所谓礼,就是高贵的和卑贱的有不同的等级,年长的和年幼的有一定的差别,贫穷的和富裕的、权轻势微的和权重势大的都各有相宜的规定。所以天子穿大红色的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德行必须和职位相称,职位必须与俸禄相称,俸禄必须与费用相称。从士以上就必须用礼乐制度去节制他们,对群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统制他们。丈量土地多少来建立分封诸侯国,计算收益多少来使用民众,评估人的能力大小来授予工作;使人民一定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工作一定能产生经济效益,而这种收益又足够用来养活民众,普遍地使他们穿的、吃的以及各种费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一定及时地把他们多余的粮食财物储藏起来,这叫做合乎法度。从天子直到老百姓,事情无论大小多少,都以此类推。所以说:“朝廷上没有无德无功而侥幸获得官位的,百姓中没有游手好闲而侥幸获得生存的。”说的就是这个。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29],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减轻农田的税收,整治关卡集市的赋税,减少商人的数量,少搞劳役,不耽误农时,像这样,那么国家就会富裕了。这叫做用政策使民众富裕。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30],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逸乐、或劬劳[31],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32],将以明仁之文[33],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34],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35],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36],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37],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38],不求其外。《诗》曰[39]:“雕琢其章,金玉其相[40],亹亹我王[41],纲纪四方。”此之谓也。
人生活着,不能没有社会群体,但结合成了社会群体而没有等级名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产生动乱,一产生动乱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没有等级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等级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而君主,是掌管等级名分的枢纽。所以赞美君主,这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主,这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这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时候先王用名分来治理民众、用等级来区别他们,所以使有的人受到褒奖、有的人受到惩罚,有的人待遇优厚、有的人待遇微薄,有的人安乐、有的人劳苦,这并不是特地要用来造成放荡奢侈或美好的名声,而是要用它来彰明仁德的礼仪制度,贯彻仁德的秩序。所以给人们在各种器具上雕刻图案、在礼服上绘画各种彩色花纹,使它们能够用来分辨高贵与卑贱就罢了,并不追求美观;给人们设置了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使它们能够用来区别吉事凶事、用来一起欢庆而造成和谐的气氛就罢了,并不追求其他;给人们建造了宫、室、台、榭,使它们能够用来避免日晒雨淋、修养德性、分辨尊卑就罢了,并无另外的追求。《诗》云:“雕琢它们呈纹章,质如金玉一个样。勤勤恳恳我们的君王,治理着四面八方。”说的就是这个。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也,固以为王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42]。故其知虑足以治之[43],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44],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也[45]。《诗》曰[46]:“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此之谓也。
至于穿多种颜色的衣服,吃多种口味的食品,积聚多种多样的财物而控制它,兼并了天下百统治它,这并不是特意要用它们来造成放荡奢侈,而不过是认为统一天下、处理各种事变、管理万物、养育民众、使天下人都得到好处的人实在没有比仁德的君子更好的了。那仁人君子的智慧足够用来治理民众,他的仁爱厚道足够用来安抚民众,他的道德声望足够用来感化民众。得到了这样的人,天下就安定;失去了这样的人,天下就混乱。老百姓实在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才成群结队地替他劳动来努力使他安逸,以此来保养他的智慧;老百姓实在是赞美他的仁厚,所以才出生入死来保卫解救他,以此来保养他的仁厚;老百姓实在是赞美他的德行,所以才给他在各种器具上雕上图案、在礼服上画上各种彩色花纹来遮蔽装饰他,以此来保养他的德行。所以仁人君子处在君位上,老百姓尊重他就像上帝一样,亲爱他就像父母一样,为他出生入死也心甘,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所肯定的主张实在好,他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大,他所带来的好处实在多啊。《诗》云:“我背粮食我拉车,我扶车子我牵牛,我们运输已完成,吩咐我们都回去。”说的就是这个。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47]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48]。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
所以说:“君子靠德行,小人靠力气。干力气活的小人,是为有德行的君子所役使的。”百姓的体力劳动,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有成效;百姓的合群生活,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积聚起来;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安稳;百姓的寿命,要依靠君子来治理以后才能长久。父子之间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亲密,兄弟之间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和顺,夫妇之间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欢乐。青少年依靠他的治理长大成人,老年人依靠他的治理得到赡养。所以说:“大自然养育了他们,圣人成就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伺诈、权谋倾覆[49],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50]。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51],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52]。《诗》曰[53]:“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现在的社会却不是这样。在上位的人加重对金钱货币的搜刮来掠夺百姓的财产,加重对田地的税收来抢夺百姓的粮食,加重对关卡和集市的收税来为难百姓的贸易活动。而且并不是这样就罢休了,他们还抓住对方的弱点伺机欺诈、玩弄权术阴谋进行倾轧陷害,用这种手段来互相颠覆,来摧残百姓。百姓明明知道这种人污秽肮脏残暴淫乱而将导致极大的危难与灭亡。因此臣子中就有人杀死了他们的君主,下级有的杀死了他们的上司,出卖城池、违反节操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君主自作自受的啊。《诗》云:“说话总会有应答,施恩总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54],刺屮殖谷[55],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56]。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57],是天下之事也[58]。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使天下普遍富足的方法在于明确名分。开垦田地,筑好田垄作为标记,铲除杂草,种植谷物,多施粪使土地肥沃,这是农民群众的事情,掌握农时,使民众尽力,促进生产发展,增加收益,使老百姓协调一致,使人们不偷懒,这是将帅的事情。使高地不干旱,洼地不受涝,寒暑和顺适宜,而庄稼按时成熟,这是自然界的事情。至于普遍地庇护老百姓,普遍地爱抚老百姓,全面地管理老百姓,即使遇到饥荒歉收旱涝年岁,也使老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的祸患,这便是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的事情。
墨子之言[59],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60]。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61],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62];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63];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64]: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65],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66]。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67],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68],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墨子的论调,焦灼不安地为天下人担忧物资不够用。他所谓的不够,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而只是墨子个人的担忧与过虑。现在那土地上生长五谷,如果人们善于管理它,那么每亩田就可以出产几盆谷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此外,瓜、桃、枣、李每一棵的果实也得用盆、鼓来计算;其次,葱蒜之类以及各种蔬菜也多得满阬满谷;其次,各种家畜与猎取的禽兽都肥大得一只就要独占一车;鼋、鼍、鱼、鳖、泥鳅、鳝鱼按时繁殖,一只一条能变成一群;再次,飞鸟、野鸭、大雁之类多得就像烟雾覆盖在大海上;还有,昆虫和各种各样的生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可以供养人的东西多得不能尽举。天地长出万物,本来就绰绰有余,足够用来供人食用了;大麻、葛、蚕丝、鸟兽的羽毛牙齿皮革等等,本来就绰绰有余,足够用来供人穿戴了。那所谓的物资不够,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而只是墨子个人的担忧与过虑啊。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隳之也[69],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70],忧戚而非乐[71]。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72],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73],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74],嚽菽饮水[75],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76],竭其原[77],而焦天下矣。
天下共同的祸患,是惑乱人心损害社会。为什么不试探着互相在一起来寻找一下扰乱社会的是谁呢?我认为,墨子“非乐”的观点,会使天下混乱;墨子“节用”的主张,会使天下贫穷。这并不是要诋毁墨子,而是他的学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种结果。墨子如果权势大得掌管了天下,或者小一些统治了一个国家,那将会局促不安地穿粗布衣服、吃劣质食品,忧愁地反对音乐。像这样,那么生活就一定很菲薄,生活菲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么奖赏就不能实行。墨子如果权势大得掌管了天下,或者小一些统治了一个国家,那将会减少仆从,精简官职,崇尚辛勤,与老百姓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功劳。像这样,君主就没有威严;君主没有威严,那么处罚就不能实行。奖赏不能实行,那么有德才的人就不可能得到提拔任用;处罚不能实行,那么没有德才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罢免贬斥。有德才的人不能得到提拔任用,无德才的人不会遭到罢免贬斥,那么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就不可能得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职事。像这样,那么万物就得不到适当的利用,突发的事件就得不到相应的处理,上错失天时,下丧失地利,中失掉人和,天下就像被熬干了似的,就像烧过了似的,就像烧枯了似的;墨子即使为此而只穿粗布衣服,用粗绳做腰带,吃豆叶,喝白水,又怎么能使天下富足呢?既然已经砍掉了根本,又汲尽了源头,那就会使天下的财物枯竭了。
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78],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芋、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79]
古代的帝王圣人做事就不是这样,他们知道那当君主的不美化、不装饰就不能够统一民心,财产不富足、待遇不优厚就不能够管理臣民,不威严、不强大就不能够禁止残暴的人、战胜凶悍的人。所以一定要敲大钟、打响鼓、吹笙竽、弹琴瑟来满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器物上雕刻花纹、在礼服上绘制图案来满足自己眼睛的需要,一定要用牛羊猪狗等肉食、稻米谷子等细粮、带有各种味道又芳香扑鼻的美味佳肴来满足自己口胃的需要;此外,还要增多随从人员、配备各种官职、加重奖赏、严肃刑罚来儆戒人们的心,使天下所有的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君主这里了,所以君主的奖赏能实行;都知道自己所害怕的全在君主这里了,所以君主的处罚有威力。奖赏能实行,处罚有威力,那么有德才的人就能得到提拔任用,没有德才的人就会遭到罢免贬斥,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就能得到应有的职事。像这样,那么万物就得到适当的利用,突发的事件就得到相应的处理,上得到天时,下得到地利,中得到人和,于是财物滚滚而来就像泉水的源头,浩浩荡荡就像江河海洋,高大堆积就像崇山峻岭,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它们,那天下怎么还会担心财物不够呢?所以儒家的学说如果真的能够实行,那么天下就会平安而且富足,民众就能被役使而且有成效,敲钟打鼓而和睦相处。《诗》云:“钟鼓敲得冬冬响,管磬相和声锵锵,幸福纷纷从天降。天赐幸福宽又广,威严仪容多端庄。酒醉饭饱德无量,福禄来归万年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必将刍豢稻梁、五味芬芳以塞其口[80];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81],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82],汸汸如河海[83],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84],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诗》曰[85]:“钟鼓喤喤,管馨玱玱,降福穰穰[86]。降福简简,威仪反反[87]。既醉既饱,福禄来反[88]。”此之谓也。
所以墨子的学说如果真正实行了,那么天下崇尚节俭却越来越贫穷,反对争斗却天天有争夺,勤劳辛苦困顿憔悴却更无成效,哭丧着脸忧愁地反对音乐却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和睦。《诗》云:“上天正在连降病,死亡祸乱非常多。民众开口没好话,你竟从未警醒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故墨术诚行[89],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90],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91]。《诗》曰[92]:“天方荐瘥[93],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94],”此之谓也。
放下生产不管而搞些小恩小惠去养育民众,抚慰他们,疼爱他们,冬天给他们熬煮稀饭,夏天给他们供应瓜果、大麦粥,以此来苟且骗取一时的名誉,这是一种只求眼前的苟且做法;它可以暂时得到奸邪之人的赞誉,但并不是长久的办法;其结果,事业必定不能成就,功绩必定不能建立,这是用奸诈的办法来治国的人。急急忙忙地抢时节而使民众卖力从事劳动,要求生产快速发展、功效迅速增长,不顾民众是非议还是赞誉,不在乎丧失民心,结果生产发展了而百姓却怨恨他,这又是一种不可苟且偏激的人;这种人将趋于毁坏衰败,必定会反而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因为要成就功业而不顾民众,也不行:这些都是奸邪不正的办法。
垂事养民[95],拊循之,唲呕之[96],冬日则为之饘粥[97],夏日则与之瓜麮[98],以偷取少顷之誉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顷得奸民之誉,然而非长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奸治者也。傮然要时务民[99],进事长功,轻非誉而恬失民[100],事进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徙坏堕落[101],必反无功[102]。故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奸道也。
古代的人做事就不是这样。古代的君主役使民众时,夏天不让他们闷热中暑,冬天不让他们挨寒受冻,紧急时不伤害体力,放松时不耽误农时,结果事业成就、功绩建立,君主和臣民都富裕,而老百姓都爱戴他们的君主,人们归附他就像水流入海,亲近他高兴得就像亲近父母,为了他出生入死也心甘,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君主极其忠信、调和、公平。所以统治国家领导人民的君主,要想争取时间成就功业,那么调和无为,能比急切从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赏赐表扬更付人喜欢;一定先纠正那些在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慢慢地去责备那些在别人身上的缺点,这比使用刑罚更有威力。调和无为、忠信公平、正人先正己这三种德行如果真正存在于君主身上,那么臣民响应他就会像影子紧随物形、回响紧随声音一样,即使想不显赫通达,可能吗?《尚书》上说:“君主十分英明地来制服民众,民众就会尽力劳动,协调而又迅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103],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104]。故君国长民者,欲趋时遂功[105],则和调累解[106],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赏庆矣[107];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刑罚。三德者诚乎上,则下应之如景向[108],虽欲无明达,得乎哉?《书》曰[109]:“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110],和而有疾。”此之谓也。
不加教育就进行惩罚,那么刑罚用得很多,而邪恶仍然不能克服;教育而不进行惩罚,那么邪恶的人就不会吸取教训而警戒不干;只进行惩罚而不实行奖赏,那么勤奋的人就不能受到鼓励;惩罚奖赏如果不符合法律,那么民众就会疑虑、社会风气就会险恶而百姓就不会行动一致。所以古代的圣王彰明礼制道义来统一民众的言行;努力做到忠信来爱护民众;尊崇贤人、任用能人来安排各级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反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像这样,那么奸诈邪恶的人就不会产主,盗贼就不会出现,而归依善道的人就受到鼓励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古代圣王引导人们为善的政治原则平易可行,他对为非作歹的堵塞禁止强固有力,他的政策法令稳定一致,他的制度准则明白清楚,古语说:“上面一心一意,下面就一心一意;上面三心两意,下面也就三心两意;比方像草木一样,什么根长出什么枝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111];诛赏而不类[112],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113]。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114];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115];潢然兼覆之[116],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是何邪?则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117]。故曰:“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辟之若屮木[118],枝叶必类本。”此之谓也。
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1>。其候徼支缭<2>,其竟关之政尽察<3>:是乱国已。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4>:是贪主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不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不能;观其便嬖<5>,则其信者不悫:是暗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6>,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须孰尽察<7>;其礼义节奏也<8>,芒轫僈楛<9>:是辱国已。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10>,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宽饶简易<11>;其于礼义节奏也,陵谨尽察<12>:是荣国已。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污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悫<13>:是明主之功已。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也。
[119]易:通“埸[yì 音义]”,边境。 见[xiàn 音现]:同“现、表现,显露。[120]候:斥候,哨兵。 徼[jiào 音叫]:巡逻,巡察。缭:缭绕,回环旋转。[121]竟:通“境”。尽察:极其苛察。乱国多坏人,所以边境上要用极其苛察的管理措施。[122]露:破败,指没有城墙。[123]便嬖[pián bì 音骈臂]:君主左右的宠信小臣。[124]俗:当作“属”,声近而误。[125]须:当为“顺”字之误。“顺”:通“慎”,小心。孰:同“熟”,仔细,周详。[126]节奏:指礼节礼仪等方面的具体法度。芒:通“茫”,混沌暗昧,模糊不清。 轫:后世作“韧”,柔软而坚固,引申指怠情而疲沓。 僈楛:怠慢草率。楛[kǔ 音苦],粗劣。此指用心粗疏草率。僈:同“慢”,怠慢,不在乎。安:乐,爱好。 难[nàn]:祸难,指战争。饶:宽恕,谦让。陵:峻峭,严格。躁:通“劋”,狡猾。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1>,则兵弱;庆赏不渐<2>,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3>,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4>,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5>,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6>,货之源也<7>;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8>,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孰,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9>,夫是之谓至贪,是愚主之极也。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10>。君人者,亦可以觉矣。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
已:止,禁止,不准许。渐:加重。制、数、度、量:布帛的幅面叫“制”,一二三四叫“数”,尺、寸等长度单位叫“度”,斗、石等容量单位叫“量”,这里都是法度的意思。故:犹“夫”,发语词。县、鄙:都是古代的行政区划单位。周代五百家为鄙,五鄙为县。此“县鄙”泛指郊外乡村。垣[yuán 音元]:矮墙,此引申指粮囤。 窌[jiào 音叫]:同“窖”。和:指百姓和谐安定。货:粮食布帛之类叫“财”,钱币叫“货”。这里“货”与“财”同义,泛指财物。斟酌:原指筛酒,酒筛浸少叫斟,筛得多叫酌。这里指税收与赈济要随着年成的好坏或多一些、或少一些,也就是调节的意思。不足以容其身:指身亡失国。失国的原因都是贪婪,所以说“所以失之一也”。
案:语助词。伉[kàng 音抗]:通“亢”,极(王念孙说)。期:通“綦”。紃[xún 音巡]屦[jù 音句]:用麻绳编制的鞋。布衣紃屦:指身份低贱,平民出身。穷阎漏屋:阎,里巷。漏,通“陋”,狭小,简陋。此句前承上省“仁人之用国”一句。便:改进。备用:设备器用。三军:春夏时诸侯大国多设三军,即上军、中军、下军或左军、中军、右军。此统称军队,指全军。之:指代“辟田野……三军同力”之国。举:行动。极:竭力。聚:众,指聚集在一起的军队。 保:守卫。午:通“迕”,逆,迎。拨:折断。 {麥丰}[fēng 音丰]:麦芽。此句前承上省“仁人之用国”一句。忿之:当作“为忿”,涉上文“谁能忿之”而误。因既言”谁能忿之”,则不得又言“忿之”;既言“忿之”,则不得又言“不攻”(王引之说)。旗:通“箕”,箕宿,二十八宿之一(杨倞说)。翼:二十八宿之一。按:乃,就。制:《集解》作“治”,据宋浙本改。矣:《集解》作“也”,据宋浙本改。引诗见《诗·曹风·尸鸠》。仪:通“义”。忒[tè 音特]:疑惑不定,变更。正:长。用作动词,当……的君长。
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1>;不然,则忿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