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 王霸篇
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1]：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2]，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涽、宋献是也[3]。故人主，天下之利势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4]。
国家，是天下最有利的工具；君主，处于天下最有利的地位。如果得到了正确的政治原则去掌握国家与君权，就会非常安定，非常荣耀，成为积聚美好功名的源泉；如果得不到正确的政治原则去掌握它，就会非常危险，非常烦劳，有了它还不如没有它，发展到那极点，要求做个平民百姓也不能如愿，齐涽王、宋献公就是这样。所以，君主处于天下最有利的地位，但是他并不能自行安定，要安定就一定要依靠正确的政治原则。
故用国者[5]，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
治理国家的人，把道义确立了就能称王天下，把信用确立了就能称霸诸侯，把权术谋略搞起来了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要谨慎选择的，是讲究仁德的人一定要弄明白的。
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6]，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擽然扶持心、国[7]，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8]，之人则举义士也[9]；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10]，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11]，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12]。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13]，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14]，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15]，使袭然终始犹一也[16]。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17]，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18]，武王以鄗[19]，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济义矣[20]。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领导全国人民来提倡礼义而绝不用什么东西来损害礼义，如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就能取得天下，讲究仁德的人也不干，他坚定地用礼义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国家，那坚决的程度就像这样！所以，和他一起搞政治的人，便都是奉行道义的人；他拿来在国内颁布的刑法，就都是合乎道义的法律；他急切地率领群臣去追求的，就都是合乎道义的志向。像这样，那么臣民景仰君主就都是因为道义了，这就是政治基础稳固。政治的基础稳固了，国家就安定；国家安定了，天下就能平定。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真诚地把道义贯彻到思想中，落实在立身行事上，表白在言语中，到成功的时候，他就显扬于天下，名声流传到后代。现在如果也让天下那些显赫的诸侯真诚地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落实到法律制度上，体现在政务中，又用提拔、废黜、处死、赦免等手段来反复强调它，使它连续不断地始终如一。像这样，那么他的名声传扬于天地之间，难道不像日月雷霆那样了么？所以说：使国家统一于道义，一天就能名声显赫，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商汤凭借毫邑，周武王凭借鄗京，都不过是百里见方的领土，而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属，凡交通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完全遵行了道义。这就是我所说的把道义确立了就能称王天下。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21]，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22]，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23]。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24]，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25]。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26]，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27]，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28]，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德行虽然还没有尽善尽美，道义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到，然而天下的事理大体上掌握了，刑罚、奖赏、禁止、许诺在天下已取得了信用，臣下都明白地知道他是可以结交的。政令已经发布，即使看到自己的利益将要有所损害，也不失信于他的民众；盟约已经签定，即使看到自己的利益将要有所损害，也不失信于他的盟友。像这样，就会军队强劲、城防牢固，而敌国害怕他；国家统一，道义彰明，而同盟国信任他。即使住在偏僻落后的国家，他的威势也可震动天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虽然没有把政治教化作为立国之本，没有达到最崇高的政治境界，没有健全礼仪制度，没有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注意使民众有劳有逸，认真积蓄，加强战备，像牙齿啮合那样君臣上下互相信任配合，因而天下也就没有人敢抵挡他们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人都处在偏僻落后的国家，他们的威势却震动天下，他们的强盛危及中原各国，这没有别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取得了信用啊。这就是我所说的把信用确立了就能称霸诸侯。
挚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济其信[29]，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30]，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31]，齐闵、薛公是也[32]。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33]，西足以诎秦[34]，北足以败燕[35]，中足以举宋[36]；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37]，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38]。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领导全国人民去提倡功利，不致力于伸张那道义、成就那信用，唯利是图，对内则肆无忌惮地欺诈他的人民以追求小利，对外则毫无顾忌地欺骗他的盟国以追求大利，在内不好好管理自己已有的土地财富，却常常想取得别人所拥有的土地财富。像这样，那么臣下、百姓就没有不用欺诈的用心去对待君主的了。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这就是上下离心离德。像这样，那么敌国就会轻视他，盟国就会怀疑他，即使权术谋略天天在搞，而国家也免不了危险削弱，到了极点，国家就灭亡了，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他们在强大的齐国执政，不是用手中的权力去修明礼义，不因此而把政治教化作为立国之本，不凭借它来统一天下，而是接连不断地经常把勾结拉拢别国、驰骋于外国作为自己的要务。所以他们强大的时候，南能攻破楚国，西能使秦国屈服，北能打败燕国，中能攻占宋国；但等到燕国、赵国起来进攻他们的时候，就像摧枯拉朽一样，闵王便身死国亡了，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的人谈起恶人，就一定要提到他。这并没有其他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不遵循礼义而专搞权术阴谋啊。
三者[39]，明主之所谨择也[40]，而仁人之所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41]。
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要谨慎选择的，也是讲究仁德的人一定要弄明白的。善于选择的，就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的，别人就会制服他。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42]，错之险则危[43]；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44]，涂薉则塞[45]；危塞，则亡[46]。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47]，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48]，与王者之人为之[49]，则亦王；道霸者之法[50]，与霸道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51]，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52]，而仁人之所务白也。
国家，是天下最大的器具，是沉重的担子，不可不好好地为它选择个地方然后再安置它，如果把它放在险恶的地方就危险了；不可不好好地为它选择条道路然后引导它前进，如果道路上杂草丛生就会被堵住；危险、受阻，国家就会灭亡。那国家的安置问题，并不是指给它立好疆界，而是指遵行什么办法、与什么人一起来治国。遵行王者的办法，与那奉行王道的大臣治理国家，也就能称王于天下；遵行霸者的办法，与那奉行霸道的大臣治理国家，也就能称霸于诸侯，遵行使国家灭亡的办法，与那奉行亡国之道的大臣去治理国家，也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要谨慎选择的，也是讲究仁德的人一定要弄明白的。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53]。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54]；惮，非变也[55]，改玉改行也[56]。故一朝之日也[57]，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58]，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59]，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60]。人无百岁之寿，百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61]，而仁人之所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国家，是个沉重的担子，不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去扶持它，它就要垮掉。所以，国家虽然是每一代都在更新的东西，但这不过是一种具有继承性的更替；这种更替，并不是一种根本性的管理办法的改变，它不过是改变了贵族阶层的等级地位因而改变了他们的佩玉和步行要求罢了。日子短促得就像一个早上，人生短暂得就像一天，然而却安然地存在着历经上千年的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采用了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确实可靠的办法来维持国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缘故。人没有上百年的寿命，却会有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为什么呢？回答说：用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礼法来把握自己的人，这就是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了。所以，和不断地奉行礼义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称王天下；和正直忠诚守信完美的人士搞政治，就能称霸诸侯；和搞权术阴谋倾轧颠覆的人搞政治，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要谨慎选择的，也是讲究仁德的人一定要弄明白的。善于选择的，就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的，别人就会制服他。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62]。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63]，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64]，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那些掌握了国家的国君，一定不可以单靠自己；这样看来，那么是强大还是衰弱、是光荣还是耻辱就在于选取宰相了。自己有才能，宰相也有才能，像这样的国君就能称王天下。自己没有才能，但知道恐惧而去寻觅有才能的人，像这样的国君就能强大。自己没有才能，又不懂得恐惧而去寻求有才能的人，只是任用些善于阿谀奉承的宠臣、身边的侍从以及亲近依附自己的人，像这样的国君就会危险削弱，达到极点就会灭亡。国家，大治它就会强大，小治它就会弱小；极其强大就能称王天下，极其弱小就会灭亡，小大各占一半的则能保存。所谓大治国家，就是先考虑道义而后考虑财利，任用人不顾亲疏，不顾贵贱，只寻求真正有才能的人，这就叫做大治国家。所谓小治国家，就是先考虑财利而后考虑道义，不顾是非，不管曲直，只是任用善于阿谀奉承的宠臣和亲近依附自己的人，这就叫做小治国家。大治国家就像那样，小治国家就像这样；所谓小大各占一半的，也就是一部分像那样、一部分像这样。所以说：“纯粹地考虑道义、任用贤人的就能称王天下，驳杂地义利兼顾、贤人亲信并用的就能称霸诸侯，一样也做不到的就会灭亡。”此话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65]。诗云[66]：“如霜雪之将将[67]，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家没有礼制就不能治理好。礼制之所以能用来治国，打个比方，就好像秤能用来分辨轻重，就好像墨线能用来分辨曲直，就好像圆规、曲尺能用来确定方圆一样，已经把它们设置好了，人们就没有谁再能搞欺骗了。诗云：“像霜雪那样无情，像日月那样光明；实行它就能生存，不实行就会丧命。”说的就是这个啊。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68]，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69]，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70]，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71]，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暗君者[72]，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73]，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於乎[74]！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国家危险就没有快乐的君主，国家安定就没有忧愁的人民。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政事处理得好，国家就安定。现在统治人民的君主，急于追求享乐而放松了对国家的治理，难道不是错误得很厉害了吗？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爱好音乐美色而不在乎没有耳朵眼睛，难道不可悲吗？从那人的性情来说，眼睛想看最美丽的颜色，耳朵想听最悦耳的音乐，嘴巴想吃最好的美味佳肴，鼻子想闻最好的气味，心里追求最大的安逸。追求这五种极好的享受，是人的性情一定不能避免的。但造成这五种极好的享受得有条件，没有那一定的条件，那么这五种极好的享受就不可能得到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说是辽阔富裕的了，再有一套使它得到治理而强大巩固的办法，像这样，那就会安逸快乐而没有祸患了，达到这种地步以后，造成五种极好享受的条件才具备。所以各种快乐的事情，产生于治理得好的国家；忧虑祸患，产生于混乱的国家。急于追求享乐而放松治国的人，不是懂得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各种快乐也就从中得到了。而昏庸愚昧的君主，一定要迫不及待地追求享乐而放松治国，所以忧虑祸患多得不可胜数，一定要到身死国亡以后才完结，难道不可悲吗？准备用这种办法去求得快乐，却从中得到了忧虑；准备用这种办法去求得安定，却从中得到了危险；准备用这种办法去求得幸福，却从中得到了死亡；难道不可悲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可以考察一下这些话了！
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75]，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76]，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77]。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78]，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79]，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80]，不下簟席之上[81]，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所以治理国家有一定的原则，君主有一定的职责。至于那连续几天而把事情治理得周详完备，一天之内就曲折周到地解决政事，这是让那各级官吏与政府官员去做的事情，不值得因此而妨害了自己游玩安逸的快乐。至于选择一个宰相去全面地领导群臣百官，使臣下百官无不安守道义向往正道而努力，这才是那君主的职责啊。像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望可以和尧、禹相匹配。这样的君主，掌管的事情虽然极其简要却又十分周详，工作虽然极其闲适却很有成效，衣裳下垂着，不从坐席之上走下来，而天下的人无不希望得到他做帝王。这叫做极其简约，快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县天下[82]，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83]。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84]，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土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85]，则天子共己而已[86]。”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87]，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君主，以能够用人为有本事；平民百姓，以自己能干为有本事。君主可以指使别人去做事，平民百姓就没有地方推卸责任。一百亩土地一个农夫来管理，耕种的事情耗尽了他一生的力量，这是因为他无法把这些事情推给别人。现在君主凭一个人的力量同时治理整个天下，反而时间绰绰有余而要治理的事少得不够做，这是因为让别人去做事的缘故。权力大的当了天子而拥有整个天下，权力小的当了诸侯而统治一国，如果所有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了以后才行，那么辛劳艰苦耗损憔悴就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像这样，那么即使是奴婢也不肯和天子交换地位与职事了。因此，君主在上面掌握天下，统一天下，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做所有的事情呢？亲自去做各种事情，是服役的人所遵行的原则，是墨子的学说。选择有道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而把官职委任给他们，这是圣明帝王的办法，是儒家所谨慎遵守的原则。古书上说：“农民分得田地去耕种，商人分取货物去贩卖，各种工匠分配一定的工作去用力，士大夫分任一定的职务去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国君分封一定的领土去守卫，三公统管各个方面来商议，那么天子只要让自己拱着手就是了。”朝廷外面如此、朝廷内部如此，天下就没有人不协调一致，就没有什么不治理得好好的，这是历代圣王的共同原则，也是礼制法度的要领。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于人主之知之也[88]。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多。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89]，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90]，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91]，无有是其外矣[92]。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势矣[93]；致忠信，箸仁义[94]，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凭借方圆百里的领土可以取得天下，这并不是子虚乌有，它的难处在于君主要懂得凭借小国可以取得天下的道理。所谓取得天下，并不是指其他的国家都带着他们的土地来追随我，而是指我的政治原则足够用来使天下的人和我团结一致罢了。别国君主统治下的那些人如果都和我团结一致，那么他们的土地又怎么会离开我而到别的国家去呢？所以尽管只是方圆百里的领土，但它的等级、官位、品爵、服饰，足够用来容纳天下的贤德之士了；它的官职和工作，足够用来容纳天下的能人了；根据它原有的法度，选择其中好的东西而把它公布实施，也足够用来使贪图财利的人顺服了。贤德之士和我团结一致了，能干的人被我任用了，贪图财利的人顺服了，这三种情况具备，那么天下就全都归我了，在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了。所以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足够用来集中全部的权势了；做到忠诚守信，彰明仁义，就完全可以招致所有的人了。这两者合起来，那么天下就取得了，诸侯中归附晚的就先有危险。《诗》云：“从那西边又从东，从那南边又从北，没有哪个不服从。”说的就是使天下人和我团结一致的道理啊。
羿、蠭门者[95]，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96]，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97]。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98]，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綦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99]。
羿、逄蒙，善于使射箭的人佩服；王良、造父，善于使驾车的人佩服；聪明的君子，善于使所有的人佩服。人们都敬佩服从他，那么权势也就从属于他；人们不敬佩服从他，那么权势也就和他分离了；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达到了使人敬佩服从的地步也就成了。君主想要得到善于射箭的人，既射得远，又能命中微小的目标，那就没有比羿、逄蒙更好的了；想要得到善于驾车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驰的车子，又能到达远方的目的地，那就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治理天下、统一天下的人，制服秦国、楚国，那就没有比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聪明的君子使用心计非常简少，他们做事不费力而功绩名声极大，非常容易安顿而很能乐观。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当作宝贝，但愚昧的君主却把他们看作是祸患。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页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100]，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101]，政令以挟[102]；官人失要则死[103]，公侯失礼则幽[104]，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105]；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影响[106]，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107]，人苟不狂惑戆陋者[108]，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109]，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110]，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111]，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112]？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113]，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114]！”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高贵得当上天子，富裕得拥有天下，被称为圣王，全面控制所有的人，而别人没有谁能控制他，这是人们心中所共同追求的，而称王天下的君主则完全拥有了这一切。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吃品种繁多的食物，控制多种多样的财物，兼并了天下而统治它；饮食非常丰富，声乐非常洪亮，台阁非常高大，园林兽苑非常宽广，把诸侯当作臣子来使唤，统一天下，这又是人们心中所共同追求的，而天子的礼俗制度就像这个样子。制度已经公布，政令已经完备；群臣百官违反了政令的规定就处死，公爵、侯爵违背了礼制就囚禁，四方的诸侯国如果离心离德就一定加以消灭；名声像日月一样显赫，功绩像天地一样伟大，普天下的人响应他就像影子紧随形体、回响紧随声音一样，这又是人们心中所共同追求的，而称王天下的君主则完全拥有了这一切。所以人的性情，嘴巴喜欢吃美味的食物，而气味滋味没有比王者吃到的更好的了；耳朵喜欢听悦耳的声音，而歌声乐曲没有比王者听到的更洪亮的了；眼睛喜欢看美色，而极其繁富的彩色花纹和少妇美女没有比王者看到的更多的了；身体喜欢安逸，而安稳清闲没有比王者享受到的更愉快的了；心里喜欢财利，而俸禄没有比王者得到的更丰厚的了；综合了天下人所共同企求的东西而完全地拥有了它们，总揽天下之人而控制他们就像控制子孙一样，人如果不是发疯的、糊涂的、愚蠢的、鄙陋无知的，那还有谁能看到这些而不高兴呢？想要获得这一切的君主多得比肩继踵地存在着，能够建立起这种事业的贤人世世代代都没有断绝过，但近千年来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贤人却没有能够配合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因为君主用人不公正，臣下对上不忠诚。君主排斥贤能的人而偏私地提拔人，臣子争夺职位而嫉妒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配合的缘故。君主为什么不广招人才、不去顾及亲疏、不去考虑贵贱、只寻求真正贤能的人呢？如果能这样，那么臣子就会看轻职位而把它让给贤能的人，并甘心跟随在他们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重新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又能建立起来了。取得统一天下的功绩，名声可以和舜、禹相配，事情还有像这样美好而值得高兴的吗？唉！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可以考察一下这些话了！杨朱在十字路口哭泣，说：“这是那错误地跨出一步而觉察时就已走错千里的地方吧！”他为此而悲哀地哭泣。这用人之事也就是通往光荣或耻辱、安定或危险、生存或灭亡的十字路口啊，在这上面犯了错误所造成的可悲，要比在十字路口走错路更厉害。唉！可悲啊！统治人民的君主竟然上千年了还没有觉悟啊。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115]；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116]，在下偏而国危[117]；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序于有天下之势[118]，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使社会安定的法令制度，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导致社会动乱的法令制度；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贤能的士人，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无行的士人；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朴实善良的百姓，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凶狠强暴的百姓；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美好的习俗，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恶劣的习俗；以上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的，国家仍存在；偏于上一种情况的，国家就安定；偏于下一种情况的，国家就危险；全属于上一种情况的，就能称王天下；全属于下一种情况的，就会灭亡。那国家的法令制度能使社会安定，它的辅佐大臣贤能，它的人民朴实善良，它的习俗美好，这四者齐备，那就叫做全属于上一种情况。像这样，那么不打仗就能战胜敌人，不进攻就能取得战果，军队不用费力而天下就服从了。商汤凭借亳，周武王凭借鄗，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领土，而天下被他们统一了，诸侯做了他们的臣属，凡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上述四种条件齐备了。夏桀、商纣王即使实力雄厚得掌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但最后要求做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达到，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上述四种条件全都丧失了。各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就像这样的不同，但归结起来的道理只有这么一个。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119]；有不理者如豪未，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120]。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君主无不对他的臣民给予爱护，因而用礼制来限制他们；君主对于臣民，就像爱护婴儿一样。政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面的老百姓的；如果它有不合理的地方，即使像毫毛的末端一样细微，那么就是对孤儿、孤独老人、鳏夫、寡妇，也一定不加到他们头上。所以臣民亲爱君主高兴得就像亲爱父母一样，可以杀死他们而不可能使他们不顺从君主。君主、臣子、上级、下级，高贵的、卑贱的、年长的、年幼的，直到平民百姓，没有谁不把这礼制当作为最高的准则，然后又都在内心反省自己而谨守本分，这就是历代圣王所相同的政治措施，也是礼制法度的关键。这些做到以后，农民就分得田地去耕种，商人就分取货物去贩卖，各种工匠分配一定的工作去用力，士大夫分任一定的职务去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国君分封一定的领土去守卫，三公统管各个方面来商议，那么天子只要让自己拱着手就是了。朝廷外面如此、朝廷内部如此，天下就没有人不协调一致，就没有什么不治理得好好的，这是历代圣王共同的政治原则，也是礼制法度的要领。
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121]，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122]，尺寸寻丈[123]，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124]，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125]。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126]，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127]？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128]，文王用吕尚[129]，武王用召公[130]，成王用周公旦[131]。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132]，于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133]，一匡天下[134]，为五伯长[135]，是亦无它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136]，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137]，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138]，有以守少[139]，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至于那连续几天把政事治理妥当，合理地调节万物来使它们适用，使各级官吏穿的衣服有一定的规格、住的房子有一定的标准、役使的仆从有一定的编制、丧葬祭祀器械用具都有和等级相适合的规定，把这种做法贯彻到各种事情中去，诸如尺寸寻丈之类的标准，无一不是遵循了法度然后才加以施行，这些都是政府官员和供役使的官吏所做的事，不值得在伟大的君主面前数说。那统治人民的君主，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准则完全得当，所任用的总管各种事务的宰相是真正有仁德的人，那么他就会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高一点的可以称王天下，低一点的也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准则不得当，所任用的总管各种事务的宰相不是具有仁德的人，那么他就会自身劳累而国家混乱，全功尽弃而声名狼藉，国家一定会危险；这是当君主的关键啊。所以，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那么天下就能取得；不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那么国家就会危险。不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而能恰当地任用一千个人、一百个人，在理论上是没有这种事情的。既然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那么他本身又有什么劳累的事要做呢？只要穿着长袍无所事事而天下就能平定了。所以商汤任用了伊尹，周文王任用了吕尚，周武王任用了召公，周成王任用了周公旦。功德低一点的是五霸，齐桓公在宫门之内悬挂乐器、奢侈放纵，游荡玩耍，但在天下他并没有被说成是讲求享乐，相反地他还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一致而恢复了正道，成为五霸中的第一个，这也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懂得把政事全部交给管仲，这就是当君主的重要守则啊。聪明的君主容易做到这一点，所以能造成强大的实力而功业名望极大，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值得去做呢？所以古代的人，凡是有伟大的功业名望的，一定是遵行了这一点；凡是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危害到他本人的，一定是违反了这一点。所以孔子说：“智者的知识，本来已经很多了，又因为管的事很少，能不明察吗？蠢人的知识，本来已经很少了，又因为管的事很多，能不惑乱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国者，分已定[140]，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141]，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礼化其上[142]，是治国之征也。
治理得好的国家，名分已经确定以后，那么君主宰相大臣百官就各自谨守自己应该听见的东西，不致力于打听自己不应该听见的东西；各自谨守自己应该看见的东西，不致力于察看自己不应该看见的东西。君主宰相大臣百官的所见所闻，如果真正和各自的名分一致了，那么即使是那些幽远闭塞隐蔽偏僻的地方，百姓中也没有人敢不严守本分、遵守制度、用礼来顺服他们的君主，这是治理得好的国家的标志。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犹不及也，辟之[143]，是犹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144]。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145]，以兼覆之、兼炤之[146]，以观其盛者也[147]。相者，论列百官之长[148]，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149]，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150]，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151]，而休于使之。
君主的统治原则：治理近处的事而不治理远方的事，治理明处的事而不治理暗处的事，治理根本性的一件大事而不治理各种各样的小事。君主能够治理好近处的事，那么远方的事就会因此而得到治理；君主能够治理好明处的事，那么暗处的事就会因此而变化；君主能恰当地治理好根本性的一件大事，那么各种各样的小事就会因此而得到正确处理：同时治理整个天下，时间绰绰有余而要治理的事少得不够做就像这样，这就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了。既能治理近处的事，又力求治理远方的事；既能治理明处的事，又力求察见暗处的事；既能恰当地治理好根本性的大事，又力求治理好各种各样的小事：这是过分的做法，如同达不到一样，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树起笔直的木头而要求它的影子弯曲一样。不能治理近处的事，又力求治理远处的事；不能明察明处的事，又力求察见暗处的事；不能恰当地治理好根本性的大事，又力求治理好各种各样的小事：这是昏乱的做法，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树起弯曲的木头而要求它的影子笔直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喜欢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欢管得周详。君主喜欢抓住要领，那么各种事情就能办得周详；君主喜欢管得周详，那么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君主，只须选择一个宰相、公布一套法制、阐明一个宗旨，用这种手段来全面地统治一切、普遍地洞察一切，从而来坐观自己的成功。宰相，要选拔安排好各部门的长官，总管各种事情的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吏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对他们的奖赏，年终拿他们的成绩功劳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当君主的在寻觅贤相时劳累，在使用他以后就安逸了。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152]，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153]，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154]；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155]，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
治理国家的君主，得到百姓出力种地的就富足，得到百姓拼死作战的就强大，得到百姓称赞颂扬的就荣耀。这三种得到的东西都具备，那么天下人就会归附他；这三种得到的东西都没有，那么天下人就会叛离他。天下人归附他叫做称王，天下人叛离他叫做灭亡。商汤、周武王这些人，遵循这条原则，奉行这种道理，兴办天下人的共同福利，除掉天下人的共同祸害，因而天下人都归附他们。所以，君主提高道德声誉来引导人民，彰明礼制道义来指导他们，尽力做到忠诚守信来爱护他们，尊崇贤人、任用能人来安排职位，用爵位、服饰、赏赐、表扬去反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养育人民极其宽厚，使用人民则极其合理。制定政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面的老百姓的；如果它有不合理的地方，即使像毫毛的末端一样细微，那么就是对孤儿、孤独老人、鳏夫、寡妇，也一定不加到他们头上。所以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帝一样，亲爱他就像亲爱父母一样，为他豁出生命决心牺牲而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君主的道德确实贤明，君主的恩泽确实深厚啊。
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156]，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157]，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158]，使民则綦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㑌[159]，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藉之[160]，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161]，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162]，人之所以来我也[163]。”此之谓也。
混乱的社会就不是这样。君主以污秽卑鄙、强取豪夺的行为来做人民的先导，玩弄权术阴谋、搞倾轧陷害来给他们作示范，让演员、矮子、女人私下求见说情来搞昏自己，让愚蠢的人去教诲有智慧的人，让没有德才的人去领导有德才的人，养育人民则使他们极其贫穷困厄，使用人民则使他们极其疲劳辛苦。所以百姓鄙视他就像鄙视残疾人一样，厌恶他就像厌恶鬼魅一样，天天想寻找机会而一起来抛弃践踏他，摒除驱逐他。突然发生了外敌入侵的事，他还指望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得到的啊。任何理论学说都无法从这些所作所为中汲取什么。孔子说：“想弄清楚我到别人那里怎样，只要看别人来我这里怎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164]，以非所取于民而巧[165]，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166]，是伤国；不好循正其所以有[167]，啖啖常欲人之有[168]，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169]，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危害国家的因素是什么呢？回答说：使小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用非法的手段向人民搜刮勒索却十分巧妙，这是危害国家的重大灾难。身为大国的君主，却喜欢注意小利，这就会危害国家；他对于音乐美色、高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奇，这就会危害国家；不喜欢好好管理自己已有的土地财富，却馋涎欲滴地常常想求得别人所拥有的土地财富，这就会危害国家。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在胸中，而又喜欢让那搞权术阴谋倾轧陷害的人在外朝决断政事，像这样，那么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名狼藉，国家政权必然危险，这是危害国家的君主啊。身为大国的君主，却不尊崇根本性的德行，不谨守原有的法制，而喜欢搞欺诈，像这样，那么朝廷上的群臣也就跟着养成一种不尊崇礼义而喜欢搞倾轧陷害的习俗。朝廷上群臣的习俗像这样，那么群众百姓也就跟着养成一种不尊崇礼义而喜欢贪图财利的习俗了。君臣上下的习俗无不如此，那么领土即使辽阔，权势也必然轻微；人口即使众多，兵力也必然衰弱；刑罚即使繁多，政令也不能向下贯彻；这就叫做危险的国家，这是危害国家的君主啊。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170]。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171]，质律禁止而不偏[172]，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代，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173]，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174]。县鄙将轻田野之税[175]，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176]。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177]，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儒者做事就不是这样，而一定要曲折周到地治理好。在朝廷上一定要尊崇礼义而辨明贵贱，像这样，那么士大夫就没有不看重节操、为礼制殉身的了。对于群臣百官，将统一他们的管理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俸禄，像这样，那么群臣百官就无不害怕法制而遵守准则条例了。对于关卡和集市进行检查而不征税，对于贸易抵债券禁止弄虚作假而不偏听一面之词，像这样，那么商人就无不忠厚老实而没有欺诈了。对于各种工匠将要求他们按照时节砍伐木材，放宽对他们的限期以便利他们发挥技巧，像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无不忠诚老实而不粗制滥造了。在农村将减轻对农田的收税，减少货币的搜刮，少发动劳役，不侵占农时，像这样，那么农民就无不朴实地尽力于耕种而很少有其他的技能了。士大夫追求名节而殉身于礼制，这样兵力就会强劲。群臣百官害怕法制而遵守准则条例，这样国家就经常不乱。商人忠厚老实而不搞欺诈，那么流动的商贩就安全保险，货物钱财就能流通，而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了。各种工匠忠诚老实而不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做得精巧便利而材料也不会缺乏了。农民朴实地尽力耕作而没有能力从事其他行业，那么就上不会失天时，下不会失地利，中能得人和，而各种事情就不会荒废。这些情况叫做政令通行，风俗美好。凭借这种政治局面来防守就能守得很牢固，去出征就能强劲有力；安居无事就会有声望，采取行动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儒家所说的曲折周到地治理啊。